開欄的話：

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本報從今天起在統戰新聞版推出“我身邊的共產黨員朋友”專欄，刊發黨外人士講述自己與中共黨員真摯交往的故事，敬請關注。我們也歡迎廣大讀者踴躍投稿。

作為無黨派人士，在我工作的幾十年時間里，身邊有數不清的共產黨員朋友，既有傾心提攜教誨的師長，有支持我放手工作的領導，也有在工作生活中真誠互助、密切合作的同事。他們身上閃耀著的先鋒品格和人性光芒，成為幫助我不斷進步、沁潤在心脾的正能量。

從北京戲曲學校任常務副校長，到調任北京市文化局擔任副局長，再到擔任國家京劇院院長的整個工作生涯中，我感覺作為黨外干部手中始終是握有“實權”的，這自然與黨組織的信任、主要領導的支持密不可分。

在北京市文化局擔任副局長期間，與時任黨組書記于長江的合作經歷是十分默契而愉快的。于長江是我在北大的校友，他年齡長我幾歲，在大學中并不相識。于書記是1994年到北京市文化局擔任黨組書記、局長的，當時我正率團在臺灣進行文化交流。一天晚上，我在臺北接到了于書記打給我的第一個電話，電話里他像一位老大哥似的送上問候，詢問我們在臺交流的情況，叮囑大家注意身體。交流團回到北京，于書記親自到機場迎接了我和同志們，令大家頗感意外，這也是我們的第一次謀面。

與于書記共事期間，他充分信任支持我，在原則范圍內絕不插手我具體分管的工作。當時我分管藝術創作、專業文化和下屬的院團、學校等，文化局系統有7000多人，我分管的就有4000多人，事權不可謂不大。一開始局里開黨組會時我刻意地回避，后來于書記主動把黨組會和局里班子的辦公會合起來開，為的就是能讓我有機會參與局里重大事項的討論制定，充分體現了協商在決策之前的精神。

平日里工作精誠合作，遇到問題時更能體現出黨沒有把我當成“局外人”。在我工作遇到困難阻力、需要幫助的時候，于書記往往能夠比我想得更早一步，提前為我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積極調動局內外各種關系為文藝創作爭取更多有利條件。我剛到局里的時候，北京市每年用于文藝創作的經費不足50萬元，作為國家的文化中心，這個數字顯然太小了，為此我經常在每年年底討論預算時表露不滿情緒。于書記每次不但不計較，反倒專門關照把這部分的財政盤子劃大一些，幾年間竟然翻了十倍，達到500多萬元。

在工作中，我愛較真，也因此而愛發脾氣，于書記就勸局里的同志多理解體諒我。一次我在辦公會上因為對某項決定不滿提前離席，回到自己辦公室生悶氣。會后，于書記來到我的辦公室勸導我，見我情緒不高，拉起我就往外走，說一起去商場陪我買身西裝。作為業務干部，我習慣穿便裝，這在出席外事活動中顯得有點另類，對此，于書記看到眼里、記在心里。作為老大哥這么關照體諒，我也就乖乖地收起脾氣，一起去買了這輩子第一套西裝。

有了這樣真誠默契的合作，當時北京的文化事業取得了很大進展。硬件上，重張長安大戲院、翻建中山公園音樂堂，還有七色光兒童劇場、首都圖書館、北京畫院等一大批文化場館都是那一時期建起來的；軟件上，像《宰相劉羅鍋》《過把癮》等經典劇目也都是在那一時期創作并走紅全國的。

回想起這些點滴往事，感念命運安排了這些優秀共產黨員朋友一路同行。我是無黨派人士，“士”就要有為知己者死的情懷，盡管我們的事業談不上出生入死，但有黨組織的信任和厚愛，有這些黨員朋友的知己情誼，“士”怎能不拼命工作以為報，怎能不傾心盡力求實績，又怎能不肝膽相照、共同成事！

（作者系全國政協常委、國家京劇院原院長 本報記者廉維亮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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