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建設用地隨人進城　農村耕地越來越多

在重慶很多農村地區人去樓空、大門緊鎖的現象極為普遍。重慶市江津區曾經做過一個調研，全區近４０萬農戶中約有２３％已經完全放棄了農地耕作，閑置或半閑置的建設用地粗估可達近３萬畝。

在銅梁區，原侶俸鎮新益村村民楊頌明早年舉家外出務工，已在城區定居，留下農村老家的房屋常年閑置無人居住。楊頌明說村里曾經有人出價１萬多元想購買家里老房屋，他沒有答應。后來，房屋年久失修、風吹日曬，只剩下了殘垣斷壁。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曾撰文指出，全球城鎮化的發展方向是，城市建設用地增加，農村建設用地相應減少；農村耕地不僅不會減少，還會有所增加。原因是城市居民人均居住生活用地約１００平方米，而農村則在２００—３００平方米，農村人均用地量約為城鎮的２．５倍。從理論上講，一個農村居民進城后，可節約用地１５０平方米左右，如果將其復墾，耕地必然增加。然而現在我國城鎮化過程中，城鄉建設用地同時增加、耕地反而減少的情況卻與國際發展方向相悖。

數據顯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全國１．３３億農民進城，城鎮建成區面積增長７６．４％，但農村建設用地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３０４５萬畝。耕地年均減少約１０００萬畝，直逼１８億畝耕地紅線。

正因如此，重慶市農村土地交易所副總裁王曉芹認為，“地票”交易制度的創新之處就在于用市場機制，打通城鄉建設用地“兩張皮”的局面，讓進城農民能夠以優厚的價格賣掉自己在農村的房子，從而減少了農村的建設用地。

據統計，到２０１５年底，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累計交易地票１７．２９萬畝，即在農村新增了１７．２９萬畝耕地，而同期城鎮規模擴展實際占用耕地僅７．３２萬畝，這樣一來，農村的耕地就越來越多。

多次調研“地票”制度的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認為，重慶“地票”是在不違背現行法律政策體制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具有重大意義的政策創新制度，是盤活農村土地資源、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的有效辦法。

堅守：讓農民既滿意又放心

洪湖村村支部書記郭中禮說：“‘地票’是個新事物，不少群眾最初心里也確實犯嘀咕，有人擔心‘地票’交易款能否及時兌現，會不會打折扣；有的擔心遷入集中居住點后，養豬、種莊稼不方便。”

上邊有了“地票”政策，下邊農民有“地票”交易的愿望，如何把兩者更好地銜接起來，還有許多細致的工作需要做。

洪湖村的辦法是，充分發揚村民民主，在４個月時間里，先后７次召開村民大會，由大伙兒自己決定是否愿意參與“地票”交易，是否愿意在宅基地復墾后，遷入農民新居居住。

針對群眾顧慮，村里請來區國土部門工作人員，面對面與群眾交流，對“地票”兌付期限、支付金額一一作出解釋說明。同時，村里還按照村民要求，在集中居住點規劃建設豬圈和養蠶房，滿足副業需求，并硬化了周邊村道路，使集中居住點農民距離自己的田地最長不超過１０分鐘路程。

重慶市國土房管局局長董建國說，宅基地復墾，“地票”交易，這既是經濟事務，也是群眾工作。農民利益要保障，經濟訴求要尊重；同時也要讓農民自愿參與、自主決定，在現代市場中公平地獲得土地財富。“衡量農村土地政策創新是否成功，關鍵要看農民滿不滿意，是不是自愿參與，千萬不能搞強迫命令。”

經過７年探索，今年１月１日重慶正式頒布施行《重慶市地票管理辦法》，標志著探索７年多的“地票”制度進入更加制度化規范化的階段。當前，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在夯實“地票”交易基礎上，已開始積極引導耕地承包經營權、林權等八個農村產權交易品種規范交易，農民資產市場化交易更加規范了。

在秀山縣，心湖源生態農業專業合作社通過土交所，在梅江鎮興隆坳村以出租方式流轉耕地４６９畝，發展水面養殖和高端獼猴桃種植，惠及１４６戶農戶，戶均獲得土地流轉金１５８０元／年，吸納村里４０余人就業，每人每年打工收入超過７０００元。

“我們就是希望通過這些工作，能為農民的財產性收入開辟更多的渠道，讓城鄉要素流動更加順暢，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王曉芹說。（執筆記者：陶冶：參與采寫：安娜、趙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