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是學中文的，所以就很敏感，第一眼看到就覺得這四個字不對勁。”日前，在重慶大學中文系讀大三的小趙和朋友在沙坪壩三峽廣場聚餐，幾個人在新世紀超市旁的空地等人時，被一組雕塑吸引，雕塑上“昭君牧羊”四個大字引起了大家的討論。對此，三峽廣場管委會的相關負責人回應稱， “這個雕塑描繪的并不是某個典故，而是對于王昭君在塞外生活的場景的描述。王昭君生活在塞外，應該是有牧羊經歷的。”（5月22日《重慶晨報》）

蘇武牧羊，昭君出塞，皆是耳熟能詳歷史典故，雖然不能說是婦孺皆知，不過傳承數千年也沒有變化。時至當下，卻出現了“昭君牧羊”的城市雕塑，固然不是對“昭君出塞”的全盤否定，卻是一種臆想化的變更。管理方的“場景的描述”的解釋，其實是一種欲蓋彌彰的辯解。“應該有牧羊經歷”的說辭，足以表明其心中也沒譜。以不確定的猜想，來為城市公共建筑取名，其實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文化歪曲。

昭君固然有出塞的經歷，其有沒有牧羊的經歷，并無歷史記載作為依據，那么“昭君牧羊”的想像就難以成立。如果照此邏輯，既有“昭君牧羊”，那么自然就有“蘇武出塞”了？其間或有某種邏輯上的聯系，然而在沒有史料作為依據的情況下，就不宜去相當然的聯想。畢竟，文化的記載與傳承，不是戲說式“時空穿越”，真實的描繪而不聯想，才能讓其在傳播過程中不走形變樣，更不會導致認識上的偏差與錯誤。

看似輕描淡寫的文化想像，然而造成的影響卻難以估量。尤其是對長期耳濡目染的小孩來說，此舉可能會在心中，留下一生都難以磨滅的印記。當他們在歷史課上，以“昭君牧羊”去否定“昭君出塞”，這種場景注定讓人尷尬不堪。更重要的是，若是沒有人去進行矯正與否定，那么以訛傳論之下，恐怕歷史的真正面目，將會被自我想像的場景所取代。沒有了對文化事實的尊重之感，才是文化傳承的真正災難。

其實，僅有“昭君出塞”的個案尚不足慮，若是這種現象已有普遍之勢，那么問題的嚴重程度，顯然已超乎于外界的想像；思想是行為的先導，更重要的是，對文化缺乏敬畏與尊重，才是最大隱患所在。比如方興未艾的名人故里相爭之下，一些地方不惜亂用典故，或者編造虛假的歷史事實，最大化進行文化的想像，以便于為自己爭取一個名人故里之名；要么就是基于商業利益的考量，將本具有深厚歷史底蘊的地名輕易改變，如仁懷改茅臺，思茅改普洱，皆因為茅臺、普洱紅極一時，因一地特產而動用地名，也足以看出文化認知上的膚淺。

當文化標簽、歷史典故，成為利來利往的道具之后，就難以避免會落個面目全非的結局。西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董小玉表示，“歷史文學是可以允許想象的，但是如果要將一種文學想象的場景用作一處地名或地標，這是需要慎重考慮的事情，有可能會讓市民造成誤解。”若不能區分出歷史文學與地名記載之間的關系，若不能具有基本的歷史事實敬畏，那么就會犯下難以彌補的錯誤。

在歐美諸多國家和城市，可以用對建筑和地名的保護，來佐證其對歷史事實的敬畏。深厚歷史底蘊與厚重文化的注腳，除了保護得極好的建筑，就是對歷史事實的尊重。只有真實的文化記載，沒有虛幻的文化想像，應是更改地名或者給公共建筑取名過程中，應當堅守的一條底線。否則，我們的歷史記載會在想像中變樣，而隨意想像形成的文化態度，更會成為文化傳承與保護的“掘墓者”。（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