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家住大興的市民王女士反映，自己不慎丟失了租賃的公共自行車，被告知要賠償1070元，她覺得價格太貴。對此，大興區公共自行車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回應稱，“1070元是采購價”。記者調查發現，在北京已試行公共自行車的區中，公共自行車的賠償金額各有不同，其中朝陽區的賠償金額最低為400元。（4月28日《北京青年報》）

作為一項民生工程，公共自行車不僅便民、利民，也有助于塑造健康的生活方式。然而，在不確定因素增加的風險社會，一旦老百姓弄丟了自行車，理賠便成為一個現實問題。在社會信任缺失的當下，公共自行車賠償金的“自說自話”，顯然難以讓市民信服。

在信息不對稱的格局下，一輛公共自行車要賠償1070元，不可避免會引發市民的公平焦慮。在公眾權利意識不斷增強的今天，公共自行車賠償金額過多不僅會給市民帶來經濟損失，也會帶來精神傷害；更為關鍵的是，不同區域在公共自行車賠償金上相差達2.5倍，比較差異會帶來心理落差和相對剝奪感。

與普通自行車相比，公共自行車使用人數多，使用的時間也較長，對車輛的品質要求比普通自行車高，公共自行車價格比普通自行車價格高也在所難免。不同區域采購的公共自行車材質和品牌不同，導致公共自行車的成本不同，自然也會導致賠償金額的不同。

面對公共事務，老百姓并不缺乏參與熱情，而是缺乏參與的渠道。現實中存在著一種誤區，認為社會治理是“分內之事”，覺得公共服務是“內部事務”，卻通常忽略了公眾參與的積極作用。公共自行車賠償金額之所以引發市民的質疑，就在于公眾參與缺失下的“自說自話”。

提升公眾參與，有助于讓公共自行車賠償更有公信力。一方面，探索公眾參與機制，創造公眾參與條件，讓市民有機會了解公共自行車采購事宜；另一方面，加強信息公開，擴大社會監督，讓公眾清楚地知道公共自行車的性能、狀況，以什么樣的價格通過什么樣的程序采購。只有讓信息公開的陽光及時照射進來，才會驅散那些潛在的藏污納垢，也會消除公眾那些將信將疑的漂浮眼神。

和大興區1070元的賠償金額相比，朝陽區400元的賠償金額讓市民更容易接受。朝陽區公共自行車的進價為800元，并且對公共自行車投有商業保險；一旦發生丟失事件，保險公司賠償一半，用戶賠償一半；這樣的風險分擔，何嘗不是一種惠民之舉？倘若公共自行車理賠金額過高，難免會降低其使用率；只有多一些“想老百姓所想，急老百姓所急”的公共服務理念，公共自行車才能更好地惠及市民的日常生活。（楊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