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結

【要不要留城里】

要不要留在城市？對于王浩倫來說已是偽命題了。但要不要在城市里買房，他跟家人發生了分歧。王浩倫是獨生子，父母希望他留在自己身邊。所以，父親主張在農村建新房。而王浩倫已有購房打算，跟女朋友去市中心黃金地段的樓盤看過。“現在有些猶豫，我們想按揭貸款，主要是首付款有點高，付了首付，貸款慢慢還。”

王浩倫家3口人，有4畝丘陵地，種上了枇杷、梨等果樹。對于“能不能用家里宅基地或土地承包經營權置換住房”這個問題，他避而不談，只是笑著說：“土地是父母的命根子。”

現在工作的商場為他購買了五險，比農村保險高出很多。但當被問及愿不愿意“農轉非”時，王浩倫還是猶豫了。他對完全進入城市后的生活保障有所擔憂。“怕工作不固定，收入低，家庭負擔重。留著農村那幾畝地，在城里，進可攻，退可守。”

據四川省統計局調查顯示，在被問及“如果轉為城鎮人口，您是否愿意用農村宅基地或土地承包權換取同等價值的城市產權住房”，受訪者態度不一，分歧明顯，愿意者、不愿意者和猶豫難定者各占1/3左右，不愿意者占比略高，達35.3%，在愿意者中還有32.2%的或愿用宅基地或愿用土地承包權換取城市住房，總體看，受訪者對用農村宅基地或土地承包權換取城市住房態度較為保守謹慎。

專家觀察

“農轉非”需除后顧之憂

四川省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胡俊波從3個層面分析了進城農民工不愿“農轉非”的問題。

一是經濟層面的問題：農民工不愿“農轉非”是從“成本—收益”角度出發的理性選擇。這種成本收益比較是從凈收入的角度來看的。將戶口轉為城市戶口以后，在城市就業所得到的工資總收入減去城市里面購房、安家、生活的系列成本，才是農民工成為“城市人”以后的凈收入；同時，成為“城市人”要不要放棄農村的各種權益？如果必須放棄的話，那么放棄的各種權益就成為“農轉非”的機會成本。要讓農民工安心“農轉非”，就必須滿足：首先，成為城市人以后的凈收入必須為正；其次，在城市的凈收入必須大于放棄的農村相關權益。如果這種條件不能滿足，那么他們不愿意“農轉非”就是正常現象。

二是安全層面的問題：現有的公共服務水平無法為農民工“農轉非”提供足夠的保障。除了個別試點地區外，目前農村人口實行的還是家庭保障。對于農民工來說，土地是家庭保障的重要基礎，也是最后的防火堤。在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的前提下，農民工是不敢貿然“農轉非”的。

三是社會層面的問題：農民工群體正在逐漸分化，部分農民工存在社會融入障礙。年齡大的農民工群體，出于社會習俗、生活習慣等，很難完全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一些新生代農民工由于教育、經歷等原因，可能對城市生活已經習慣了，反而難以再適應農村生活。

對農民工不愿“農轉非”的現象應該正確看待，這是正常現象。因為，我們需要的城鎮化是人的城鎮化，而不是人口的城鎮化。對于部分農民工來說，他們不愿意“農轉非”，可能是目前還不具備成為城市人口的條件，也可能是他們還沒有做好市民化的準備。我們不應該拔苗助長，強行推動這部分人群市民化。

他建議，首先，解決農民工的后顧之憂。逐步建立起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改變農村居民主要依靠家庭保障的局面，讓農民工能夠放心“市民化”。

其次，降低農民工市民化的各種成本。一是加快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穩定農民工群體對農村權益的預期，降低農民工市民化的機會成本。二是進一步完善城市住房制度，放寬對農民工群體的購房限制，加大保障房的建設力度，將農民工群體納入各類保障房體系之內，真正降低農民工市民化的經濟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