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瞭望》新聞周刊刊載一篇報道，說在湖南一些地方，近期有些年齡并不算大的“局辦委”或鄉鎮“一把手”、重要班子成員向上級打報告，要求按照地方“公務員50歲以上退居二線，可享受比在職時更高待遇”的政策，自請“早退”，成為“休而不退”的“散吏”。5日的《信息時報》上，即有一位稱自己就是這一“散吏”且已經退休的官員發表文章，文中對干部新老交替所普遍采用的“退二線”機制表示感慨和不解的同時，也為自己在八九年退二線期間一邊領著在位時的工資待遇，一邊享受“尸位素餐”的休閑深表愧疚，甚至認為這樣的干部退二線政策，如果說是為了培養年輕干部，那么讓已經培養成的具有豐富實踐經驗和年富力強的干部閑置不用，豈不是更大的人才浪費？

盡管沒有媒體公開報道過干部退居二線政策的由來，實際上從很多年前起，為給年輕干部騰位子，讓在位年齡超過50歲的基層領導干部“退二線”，就已經成為干部新老交替的所普遍采用的規則。無論這些干部在工作崗位上如何辛勞和貢獻突出，只要年齡達到“退二線”且沒有可提拔使用的崗位，幾乎就“一刀切”的退出原崗位，提拔更年輕的干部取而代之。而為了讓這些“50后”干部更愉快的退出崗位，不少地方甚至采取“待遇換位子”的做法，以提高其工資福利標準來吸引“早退”，能夠拿著比在位時更高的工資待遇卻享受清閑，也正是包括湖南一些地方在內等全國很多地方基層干部紛紛愿意主動“早退”的原因所在。而在國家提出“延遲退休”的大背景下，官員能夠反其道而行之的實現“早退”，顯然也是極不合理和不公平的。

其實，對于很多已經或正在“退居二線”的基層領導干部，在完全“尸位素餐”的狀態下，并非就有優越感和心安理得，正如這位作者一樣，看到自己原來的下屬們一個個“白加黑”、“五加二”忙的不可開交，想想別人早九晚五的辛苦打拼，自己什么都不干，卻照樣拿工資，照樣享受一點不少的福利待遇，內心中也會覺得很不踏實和感到愧疚。更會為“政策不讓干”而感到惋惜甚至質疑浪費人才。實際上作為機關干部尤其是基層崗位上的領導干部，經過長期磨煉，年過五十才正是經驗豐富和年富力強的能干事階段。無論是在領導崗位上的組織和駕馭能力，還是在一般崗位上的應對經驗和智慧，顯然都要比“初出茅廬”的年輕干部勝上一籌，即使需要給培養年輕干部“騰位子”，也應當給這些人在保留待遇不變的情況下進行“量才使用”。

然現實干部的“退居二線”儼然已成了“退休驛站”，盡管不少地方也給這些退二線的干部掛上很多頭銜，但實質上卻是被干部任用體制“遺忘”的一個群體，更有某些新任領導巴不得讓他們“什么都別干”，省的給自己工作“找麻煩”、“設障礙”。正如文中作者所描述的那樣，從“退二線”直到完全退休的八九年時間一直是“什么都不干”。而在大批五十多歲“退二線”干部被閑置的同時，國家一方面要重新培養年輕干部，一方面每年又招錄大量新公務員予以補充，其造成的財政和人力資源的浪費不僅顯而易見，數額更是龐大。而且隨著老齡化速度的加快，這樣的干部交替機制也明顯違背科學和“國情”。

平心而論，在干部能上能下還沒有完全成為常態化的情況下，保留甚至以“待遇換位子”的退二線無疑最能讓領導干部接受并“下”下來，但這顯然是權宜之計和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和浪費。也折射出干部只能上不能下的觀念蒂固和改革干部任用機制的艱難。雖然“退二線”會讓一些干部為“尸位素餐”感到愧疚乃至抱怨浪費，然如果像其他職業那樣沒有行政級別概念各種崗位按需調整，必然會令很多工資待遇和行政級別同時“下來”的官員非但不會感到愧疚，反而會成為破除“退二線”機制最大的阻力和障礙。

由此可見，在干部能上能下尚存在巨大觀念障礙和新老干部交替“騰位”阻力重重的現實面前，采用退二線進行過渡處理也是迫不得已。然現代文明與公平的社會和現代法治政府也不能允許干部只能上不能下現象的長期存在，也已經有不少地方開始在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上“破冰”，相信只要通過斷腕式改革推動干部能上能下成為常態并徹底消除官本位和特權思維，讓干部上下左右均習以為常，這種暴殄各種資源的“退二線”機制或會徹底成為歷史。（朱永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