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后的反思

“今天的中東，相比‘阿拉伯之春’革命之前更不穩定、更沒有希望。五年前，該地區的領軍人物形象是穿著粗布衣服、拿著智能手機的自由人士；如今，手持武器的圣戰分子和難民變成了這一地區的主要形象。”

這是美國《華爾街日報》去年１２月一篇報道中的一段話。“阿拉伯之春”到底給中東和世界帶來了什么？西方媒體如今也在反思這個問題。他們不解，經歷了“群眾革命”的國家為何變成“出產”極端分子最多的國家？

皮尤研究中心２０１３年在突尼斯所作的一次民調顯示，８１％的受訪者認為國家在“阿拉伯之春”后正朝著錯誤方向發展；５２％的受訪者認為國家局勢比本·阿里（２０１１年１月被迫辭去總統職位）在位時明顯變糟。

敘利亞政治分析師馬希爾·伊赫桑指出，被西方媒體標榜為“民主和自由”的“阿拉伯之春”并未給任何一個爆發“革命”的阿拉伯國家帶來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相反只是帶來混亂、暴力、戰爭、恐怖主義和人道主義危機。

人們開始從盲目相信西方民主的迷思中清醒。

誠然，中東一些國家沉疴積弊，需要改革。但是，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以及現世的復雜矛盾，這些國家要在短期內實現經濟、政治和社會現代化，并非易事。

“‘阿拉伯之春’對我們來說什么都不是，它會是春天，秋天還是冬天？我們對此一無所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些處于社會動蕩的國家必須盡快找到新的穩定。”曾任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４０年的費薩爾·本·阿卜杜勒－阿齊茲生前這樣反思。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鄭永年說，“進口的思想”并不能解釋、也不能指導本土的實踐，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鼓動國民發動“革命”推翻政權后，沒有也無意找到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和民生的辦法。

在發展道路的探索中，照搬沒有出路，模仿容易迷失，實踐方出真知。

中東的發展道路，只能由中東國家的人民，依據本國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來決定。

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民都希望，走過五年的荊棘之路，中東國家能夠早日破解發展之困。正如一位阿拉伯詩人所說：“當你面向太陽的時候，你定會看到自己的希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