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進入發展新階段、經濟新常態的必然選擇。誠如2015年12月21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所強調指出的那樣，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快速發展和積累，如今進入新常態下，我國經濟面臨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不再是短缺經濟時期總量明顯不夠的矛盾，而是內在的結構性問題；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表象上看是速度問題，實際上卻是結構問題。如何加快發展“動力切換”，實現經濟“升級換檔”，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是橫亙在我國面前一道必須直面正視的挑戰、一個必須攻克逾越的瓶頸、一場必須打好打贏的硬仗。

毫無疑問，新常態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自不言而喻。既然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此重要，是不是因此意味著就可以忽略和輕視需求側？對此，習大大給出了明確答案：要把握好“加法”和“減法”，做到兩手結合、同步并行，既要增加要素投入，促進經濟總量增加，又要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在強調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何以又同步強調要適應擴大總需求？因為對于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而言，既要有眼前經濟的穩定增長，又要考慮到長遠的可持續發展。其實，宏觀政策在需求側還是在供給側上做文章，兩者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排斥關系，也不是誰替代誰、誰擠占誰的問題，而是猶如硬幣之正反、手掌之心背，互為依托、彼此支撐。供需調控理智而正確的方法是各取所長、各有側重、交替使用。

特別是在當前我國投資方面還有社會領域、公共服務領域等的投資不足，消費方面還有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有待進一步擴大，出口方面還有服務貿易出口仍有很大潛力的情形下，既要強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要注重做好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工作。要知道，供給側改革最終也是為了創造需求。

2016年是國家“十三五”國民經濟規劃的開局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也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只要我們堅持“加法”與“減法”一起做，堅持傳統意義上的投資、消費、出口這“三大馬車”與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這“三大發動機”雙輪驅動、共同發力，保持供給與需求的對稱平衡，就一定能夠實現我國經濟良性發展、持續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