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務信息公開與否不能有賴于政府的道德自覺，而要靠政府的制度自覺。“負面清單制度”給公權力以清晰邊界，給民眾權利以明確保障，政務公開自然沒有了任性的空間。

17日，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其中，“實行政務公開負面清單制度”讓人眼前一亮。

按照《意見》設定的工作目標，到2020年，政務公開工作總體邁上新臺階，依法積極穩妥實行政務公開負面清單制度，公開內容覆蓋權力運行全流程、政務服務全過程，公開制度化、標準化、信息化水平顯著提升……

將“實行負面清單制度”作為政務公開改革具體目標，給公權力套上了“緊箍咒”，使政務公開有了很強的可操作性。

政務公開并不是一個新名詞。自上世紀80年代的村務公開、廠務公開之始，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政務公開已經伴隨我們走過約30年。30年間，中央發布了兩個政務公開文件，一部法規，但是，30年來，基層民眾對政務公開改革的獲得感并不強烈，政務公開仿佛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

去年，各地行政訴訟案件激增，案件類型就基本匯集在政府信息公開和行政復議不予受理兩大類。北京四中院就審理了一起這樣的案件：北京市民王某為獲取某回遷安置房項目社會穩定性風險評估報告，向某區政府遞交了政府信息公開申請，某區政府卻以王某所申請公開內容涉及國家秘密為由不予公開。王某將某區政府告上法庭，法院判決某區政府重新作出答復。

哪些政務信息可以公開，哪些不公開，怎么由著政府自己說了算？現實中，許多人和王某一樣，對此懷有疑惑。如果政府動輒以“涉密”為由，對政務信息想公開就公開，不想公開則不公開，政務公開由公權力自由定義、任性而為，這樣的公開與不公開有何區別？

政務信息公開與否不能有賴于政府的道德自覺，而要靠政府的制度自覺——法無授權不可為。“負面清單制度”即是為“法務授權不可為”提供了清晰的尺度。對政府機構，除負面清單上所列信息之外，其余信息一概需要對外公開；對民眾而言，除了負面清單上所列信息，其余信息自己都有權知曉。“負面清單制度”給公權力以清晰邊界，給民眾權利以明確保障，政務公開自然沒有了任性的空間。

政務公開無疑讓權力更透明，為外部監督創造條件，促進民主政治。十八屆四中全會，政務公開被作為堅持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六項任務之一。此次又出臺《意見》，明確具體目標，并把政務公開工作納入績效考核體系，加大分值權重；鼓勵支持第三方機構對政務公開質量和效果進行獨立公正的評估；強化激勵和問責，為政務公開畫出改革線路圖，足見政務公開在政府民主治理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當然，一則《意見》的出臺并不足以完成一場深刻的變革，更大的考驗還在落實環節。但它推動著政治的嬗變、民主的遞進，給政府治理注入新鮮的基因，由此激發出基層政治活力值得期待。（李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