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隨著醫療費用上漲，醫保基金支出中長期壓力開始顯現，從籌資機制來看，財政補助已經占到籌資總額的四分之三左右。為此有專家建議，居民醫保存在“泛福利化”傾向，未來應逐步調升個人的醫保繳費標準，建立財政補貼與個人繳費的合理分擔機制。

建立合理分擔的醫保籌資機制，解決醫保基金可持續性差的弊端無可非議。但是，能否通過提高居民個人繳費水平的方式達到預期目標令人懷疑。

居民醫保的主體是老年人、兒童與學生，本就缺少賺錢能力，提高其繳費標準帶來的壓力，有可能迫使部分本屬弱勢群體的參保者不再繳費，降低參保率，使居民醫保制度覆蓋率下降。此外，不同地區的居民醫保的個人繳費標準應提高到什么水平才叫合理分擔籌資，如何甄別并免除困難群體的調升業務，是否需要引入通脹參數合理設置個人繳費調升比例，防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大面積出現，也缺乏系統性支持。這些都可能導致居民醫保偏離設計初衷。

而尤其令人憂慮的，是對居民醫保“泛福利化”的評估。在一定程度上，這是調升居民醫保個人繳費比例的主要依據。居民醫保主要針對城鎮老人兒童，本就兼具市場調節和福利性質，部分體現著政府對特定群體的關懷。假如從財政支出壓力的角度，就認定有“泛福利化”傾向，就擔心“有滑向福利制度的危險”，那么養老金支出潛在缺口更大，許多地區職工醫保累計結余均達不到備付“6到9個月”要求，一些中西部地區醫保基金已出現收不抵支風險，其緣由是不是都可以簡單歸結為“泛福利化”？

雖然從財政支出角度看，“泛福利化”說似乎有據，但一有資金壓力就向民眾伸手如果成為慣性，就可能在政府的民生投入義務與實際需求間，制造出不應有的隔離帶；就可能無法切中社會保障領域存在的積弊，其結果是無法在政策準備與民意預期間達成平衡，難以凝聚應有的改革共識，推動社保領域深化改革。

實質上，此前延長社保最低繳費年限、研究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繼續繳費遭到民意反彈，就昭示出這類關切民生權益話題上“有問題先打個人主意”的輿情風向。

無論養老金、職工醫保還是居民醫保，其實首先要解決的是機制運行中的存量問題，而不是想方設法從民眾那里尋求增量資金。以居民醫保為例，一方面，目前9000多億元結余并未得到有效使用，許多居民醫保基金仍是“沉睡”資金，通過有效配置強化這部分資金的保值增值功能，比調升個人繳費比例更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從總量支出看，醫保資金的財政支出壓力，很大程度上是醫保控費不力、醫療資源過多為特殊群體占用造成的。改被動式醫保控費為主動式控費，改變醫療體系過度醫療、以藥養醫弊端，將稀缺醫保資源更公平地分配給不同群體，比調升居民醫保個人繳費標準更有效也更有說服力。

說到底，“泛福利化”論化解不了醫保支出壓力，正視自身的改革命題，才是讓醫保走出困境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