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吉狄馬加

■演講人簡介：

吉狄馬加先生是我國著名彝族詩人，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副主席，曾任青海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民族文學》主編等。出版《一個彝人的夢想》《羅馬的太陽》《吉狄馬加詩選譯》《吉狄馬加詩選》《遺忘的詞》等多部詩集。他的詩歌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

吉狄馬加

編者按：

《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和《我，雪豹……》是著名彝族詩人吉狄馬加在青海工作期間創作的兩首長詩。青海是多民族交融發展史的活化石，三江源具有重要的生態地位，青海花兒、格薩爾史詩極具民族文化活力，青海人民達觀積極……這些元素都給詩人以獨特的“滋養”，豐富著他的創作。本期講壇聽吉狄馬加講述他的青海情懷以及他對當下詩歌創作的深入思考。

■精彩閱讀：

■當我們研究中國西部的民族關系史時，會發現青海是一個“活化石”，在這里可以看到多民族形成和遷徙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發展的過程。

■對于詩歌，我的體會是，一首詩歌是不是真正有生命的溫度，取決于詩人對生命和生活的理解。

■中國當代詩人不缺乏寫作技巧，缺的是寫出既關注個體生命，又關注人類集體命運的作品，現在詩歌創作最大的挑戰是真正反映現實，表達對現實的思考。

青海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大美青海的歷史和生態

中國現代詩歌的發展從“五四”以來已經歷了近100年，在這段時間里，一代代詩人進行了艱苦卓越的語言實踐，涌現出很多經典作品。我們回顧新詩發展的歷史時，也需要結合當前詩歌發展狀況進行一些有針對性的思考。大家知道，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就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特別是文藝朝什么方向走，有很多新的思想和理論。對于詩歌來說，要加強主體意識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目前，中國新詩在技巧探索上已形成非常多元的狀態，但真正有深刻思想、有人類意識、有穿透力的作品還不多，讓詩歌更有力度和溫度也是當下很多讀者的期待。

今天，我想通過自己在青海的經歷來談談《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和《我，雪豹……》這兩首詩的形成過程，把我這些年對青海的文化思考做一個分享，其目的是想說明，真正的詩歌和你所經歷、見證的世界密切相連。

長期以來，人們對青海的認識有一定局限性。當我們研究民族關系和民族文化時，一般會從更大的區域分割去看問題，容易把青海忽視：比如說起藏族文化，人們更多是談西藏，把青海的藏族文化忽略；談到回族文化，更多是說寧夏，忽視了青海的回族文化。這樣，青海似乎處于一個“凹口”，不到青海，人們很難對其文化有準確認識。我2006年到青海工作，相繼擔任副省長和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共有9年時間，我深深感受到，青海是一個非常有靈氣的地方。

到一個地方先要了解它的歷史。從地緣上看，青海在中國西部是一個咽喉之地，世代居住有漢族、蒙古族、回族、藏族、撒拉族、土族6個民族，其中大部分民族在青海生活的時間可以追溯到漢代前后。當我們研究中國西部的民族關系史時，會發現青海是一個“活化石”，在這里可以看到多民族形成和遷徙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發展的過程。比如撒拉族在13世紀從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進入中國，他們穿過中亞，經過新疆，最后進入青海。當時由于長途遷徙，再加上面對疾病等諸多生存困難，最終到達青海后，族里只剩下18個男人，要繁衍后代就必須和別的民族通婚。撒拉族長期通婚的對象是藏族，現在撒拉族人把藏族人稱為“阿舅”，意思是娘家的人。此外，今天中國西南有大量少數民族，其中大部分都和羌人南遷有關系，而羌人歷史上正是生活在青海。可見，青海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民族關系的形成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青海還具有獨特的生態地位，這方面也存在著一些認識上的誤區。比如說起可可西里，很多人都以為它在西藏，實際上可可西里的基本地域是在青海。今天，青海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位于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西部，總面積450萬公頃，是地球“第三極”（青藏高原）的動物王國，特別重要。青海還有“三江源”———長江、黃河、瀾滄江的源頭匯水區，眾所周知，三江源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具有特殊的生態地位。據不完全統計，長江出自青海的水量占其流域總量約25%，而黃河達到約50%。瀾滄江從青海流出的水量約占總體的15%，我們知道瀾滄江流域很長，在云南出境后被稱為湄公河。作為一條國際性河流，在發源地有15%的水流量很了不起。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入，我們必須從更高的層面來認識青海的地理生態文化，今天，保護好三江源，保護好青海生態，不光是青海560萬各族人民的責任，也是全體中國人民的責任，是中國人民對地球村做出的承諾。

雪豹

青海多民族文化的活力和創作力

除了歷史和生態外，青海的文化極為豐富燦爛。在青海這9年，很多朋友問我，作為作家和詩人，你在這里最大的收獲和啟發是什么？我告訴他們，到青海之后，你會充分感受到多民族文化多元共生的活力和創作力。首先，我建議朋友們聽聽青海的花兒，西北人都唱花兒，包括新疆、甘肅、寧夏和陜西的一部分，但青海花兒有其獨特性。中國著名作曲家趙季平在青海采風時曾說，青海花兒原真性是別的地方沒有的，保持了花兒原生態特點，有藝術的根性。但同時，青海各民族在演唱花兒時也把各自的音樂基因和元素帶入其中，隨著民族文化交融發展，花兒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詩。我舉個例子，有一首花兒用白話說是這樣的：爬上高山望平川，平川上有一朵牡丹，看起來容易，摘在手上難，摘不到，心里已惘然。這是路人唱給女性的愛情歌曲，簡直相當于歐洲的印象派詩歌。這些民歌如此精到，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是詩性的人民，他們對整個社會和外在生活的理解都通過詩的方式來表達，這是對我們詩人的教育。對民間文化價值的認識，可以說是給我重新上了一課。作為一個詩人，過去我的文化來源于三個方面：彝族史詩傳統，漢語積淀的詩歌傳統，以及外國文學，到青海后，民間文化對我的影響是非常直接的。

其次，我想說說格薩爾史詩。格薩爾史詩是全世界最長的一部活態史詩，已成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這部史詩到底有多長，坦率說，目前還沒有一個最完整的版本。青海的格薩爾史詩演唱藝人非常多，目前，中國只有青海一個省份同時擁有兩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分別是熱貢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和格薩爾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格薩爾是個真實人物，他出生在四川，7歲后到了青海果洛，格薩爾史詩就誕生在青海，里面很多故事和人物都和青海黃河流域有直接聯系。詩很有意思，很多詩歌作品是對自然生命的體驗，格薩爾史詩來源于民間，其語言的節奏和恢弘的氣勢，對新詩創作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第三，到了青海，你會發現中國確實是幅員遼闊的國家。生活在這樣的高原地帶，一個民族能夠生存下來，會產生很多哲學思考、宗教思考。9年來，我走過了青海很多重要的寺廟，真切感受到離天空很近的感覺，就像康德所說的“仰望星空的人”。當你面對雪山就像看到燃燒的火焰，所想的必然是一些人類的終極命題，比如生命的意義，比如怎么理解個人生命價值和人類共同生命價值的關系等等。

第四是青海人的達觀。2010年玉樹地震后，我第一時間到了災區，負責新聞宣傳工作。玉樹地震是不幸的，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地震后，我國創造了一個人類歷史上高海拔救援的成功范例，當時90%的傷員都是用飛機運到成都、西寧等地救治的，致殘率非常低。玉樹居民97%都是藏族人，地震之后，藏族人民在悲痛之余，對死亡的獨特認識使我深受教育。他們珍惜生命，但當生命離去時，他們有獨特的信仰，以對生命的理解從悲傷中慢慢恢復。

詩歌的生命源于詩人對現實的理解

玉樹地震后，我在那里一直想寫點東西。地震當天，我寫了一首歌曲《獻給明天》，但怎么用詩寫出青藏高原上人們對生命的理解，我一直在琢磨，要有思想深度，要放在哲學層面上思考。有一天晚上，我走到玉樹的嘉那嘛呢石經城，這是目前全世界人工堆放石頭數量最多的石堆，由25億塊嘛呢石堆放而成，每一塊嘛呢石上都刻有六字箴言和一些經文。當時，玉樹地震已經過去一個多月，夜晚天空群星燦爛，很遠處好像有白塔在慢慢上升，群山好像慢慢變得透明，野外的牦牛都像水晶一樣。這個時候，我告訴自己，要寫一首《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獻給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民，他們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他們的愛和生命與這片土地緊緊相連。我回到帳篷里用兩個小時寫了初稿，第二天一早，我四點就起床，又用了3個小時把這首詩完成。《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發表后，很多藏族同胞給予高度評價，現在全世界有19個國家在詩歌選集中選入了這首長詩。為什么這首詩會被別的國家和民族翻譯？我想不是因為別的，就是因為它來自于中國這片熱土，來自于當下人民的生活。這首詩的寫作來源于對青藏高原特別是玉樹這個神奇的地方的理解，與青海的歷史文化背景緊密聯系，詩歌要達到一定的高度、要感人，必然是來源于生活，經過詩人的靈魂過濾的。

2013年，我又寫了一首長詩《我，雪豹……》。雪豹是瀕危保護動物，但長期以來，卻一直是人類狩獵和捕殺的對象。世界上有很多動物學家關注和研究雪豹，其中最著名的莫過于喬治·夏勒。作為世界上最杰出的野生動物學家之一，喬治·夏勒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進入中國青海追尋和考察雪豹生存狀況，至今已有30多年。今年，喬治·夏勒已經82歲，但仍然每年都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生活兩到三個月。我非常崇敬喬治·夏勒對動物保護作出的卓越貢獻。他在青海期間，我與他有過多次接觸。他告訴我，現在全世界雪豹的數量無法精確計算，預測還有一萬多只，經過連續多年的考察，三江源是目前全世界雪豹分布最集中的一個地方，約有五六千只。雪豹是一種神秘的動物，在海拔4000米到5000米之間的雪線出沒，生活在亂石叢里，非常隱秘，并且只有夜晚才出來，它們可以在絕壁上上下飛奔，在藏族宗教里，雪豹也是神秘而有靈性的動物。現在，國家高度重視瀕危動物保護，設立了雪豹保護區嚴格管理，盡管如此，每年仍有約幾十只雪豹被獵殺，在喬治·夏勒看來，這是人類的悲劇。人生活在生物鏈里，如果越來越多的生物鏈被打破，最后必然危及人類的生存環境。有道義、有情懷的人都應關注地球上的生命，我們對動物的關注，實際上是對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村的關注，也是對人類自身的關注。人類對地球的罪行累累，已經敲響了警鐘，我寫《我，雪豹……》這首詩是獻給喬治·夏勒先生，向他致敬，也是想喚醒更多的人熱愛自然，熱愛地球上不同的生命，對地球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要提高到道德高度。

作為一個詩人，在青海這9年，我受到這片土地豐厚歷史文化的滋養，這種滋養一方面是提升我的思想高度，另一方面是提供了思考問題的載體。一個優秀的作家要有強大的精神背景，才能寫出好的作品。在我的詩歌創作歷程中，有為數不少的詩作是在青海完成的，作品的質量也有飛躍。有機會到青海工作9年是我的幸運，這對我以后的創作都會有極大的影響。

對于詩歌，我的體會是，一首詩歌是不是真正有生命的溫度，取決于詩人對生命和生活的理解。比如普希金，他的詩歌中對祖國的熱愛，對土地的熱愛，對自由的贊頌，對生命的敬畏，對窮苦大眾的關注，體現了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這些都來源于他對生活的理解。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前不久我在編輯一些與70周年紀念有關的經典詩歌作品，一些經典的反法西斯戰爭詩歌到現在仍有魅力，比如蘇聯詩人西蒙莫夫的《旗》。這首詩很簡單，“旗不能點燃香煙\開玩笑也不能在旗的下面\和旗的旁邊”，“血——不是臟東西\而被打死的人\如果確實是英雄\可以用旗\暫時遮蔽\永久的蓋著\它卻不允許\因為活著的人更需要旗……”。又比如艾青的《號手》，無論是美學思考還是詩歌語言把握，都是中國新詩的經典。回顧這些詩歌，我受到很多啟發：在戰爭年代，在國家和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刻，詩人應該具有怎樣的態度？198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捷克著名詩人雅羅斯拉夫·賽弗爾特捷克認為，母親晃動嬰兒搖籃的吱咯聲，母親吟唱的催眠曲，比刺刀和子彈對人類更重要。當下雖然是和平時期，但人類仍然有很多共同的精神困境，需要全人類共同承擔責任，而詩人要給今天的人民更多的希望。

詩人在國家不幸時，站在民族危機的最前列，寫出重要作品，在和平時期，詩人也不能喪失文學立場和藝術立場。中國當代詩人不缺乏寫作技巧，缺的是寫出既關注個體生命，又關注人類集體命運的作品，現在詩歌創作最大的挑戰是真正反映現實，表達對現實的思考。其實，在中國歷史上，如果我們回過頭仔細研究唐詩宋詞，會發現即使是李白這樣的浪漫主義詩人，他的一生也充滿著悲歡離合，他的詩作在具有浪漫性的同時，也充滿著對時代的見證和記錄。中國詩歌史上的經典作品都不是無病呻吟的，無一例外。現在我們的詩歌不乏語言精致的作品，但缺少有思想、有力度的大氣之作，對現實的折射更多是從小我出發，不具有人類意識和生命意識。我并不反對詩歌呈現自我，我反對的是不具有人類意識，對社會世道人心沒有意義的作品，一個詩人最大的問題是真誠。

詩人寫一首詩歌，寫完變成公眾讀物后，跟詩人就沒有直接關系了。從接受美學來看，在聽別人朗誦我的詩歌時，我會思考，我的想法是否都實現了？詩人寫詩時追求的是個體生命對生活的理解，但通過語言文字，又能為他人的生命帶來啟發和思考。詩歌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而是人類語言藝術中高級的精神存在，詩是有人民性的，別人通過閱讀你的詩產生心靈的碰撞和交流，詩歌需要引領和提升。

（本文根據吉狄馬加在民族文化宮演講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