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時間12日19點26分，被國際輿論形容為“拯救人類最后一次機會”的《巴黎協定》終于獲得通過。在此前的十幾天中，195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國，為各自該承擔多大的減排義務和責任，經歷了足以令人窒息的討價還價，《巴黎協定》方得出世。

《巴黎協定》涵蓋了全球一致減排的目標、措施、資金補償、技術援助、透明減排、減排核查等29大類內容。相較于1997年達成的《京都議定書》、2007年通過的《巴厘島路線圖》，以及2009年誕生的《哥本哈根議定書》的有名無實，這一回的《巴黎協定》的確有不少干貨。

其中，最大干貨集中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發達國家（主要指美國與歐盟）承諾從2020年始，每年為欠發達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的減排撥款支持；二是從2025年起該筆年度撥款的數量還將有所增加；三是從2023年起每五年對各國落實全球減排行動的成果進行一次審核。正因為這些都被寫進了《巴黎協定》，各國普遍對《巴黎協定》持歡迎態度，聯合國及法國則將《巴黎協定》的最終通過，視為各自今年最能拿出手的政績加以宣揚。

然而，指望發達國家掏錢用于欠發達國家減排著實不易。減排對于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旨在明顯節制其國民奢侈而高能耗的生活劣習。而對于廣大欠發達國家而言，則重在幫助它們改變落后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發達國家不肯對后者提供真金白銀，恰恰是過去20余年全球一致減排行動一拖再拖的根本癥結之所在，也是《巴黎協定》最值得期待之處。只是，美歐在《巴黎協定》中所承諾的每年1000億美元的資金無償“轉移支付”，真能得到兌現嗎？ 過往的事實令世界的擔心并非多余。

然而，在最多只可謹慎樂觀的全球減排氛圍下，一向言必行、行必果的中國，卻已鐵了心要做全球減排的“模范生”。全球一致減排固然最好，但對中國而言，就算沒有《巴黎協定》之約束，中國的減排步伐也不會減速而只會越走越快，越走越扎實。這得益于兩大“中國新特質”：其一，“十二五”減排實績已令中國信心大增。“十二五”之初，中國宣布5年單位產值減排降17%，非但國外無人相信，連國內亦是噓聲四起。可是，截至今年上半年，5年減排目標還真被提前實現。巴黎氣候大會，中國由以往的被“譴責對象”翻身為被“贊譽對象”，那是靠實績說話的必然結果。其二，在政府與市場、官方與民間，保護大氣環境已形成空前共識。換個角度講，過去是世界逼中國減排，如今是中國主動實施減排。今年6月底，李克強總理在巴黎宣布，中國已主動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提交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自主貢獻文件》，承諾在2016年至2030年間，平均每年投入2.6萬億元人民幣用于主動減排，以確保2030年時單位產值碳排放比2005年削減65%。

15年累計投入40萬億元人民幣用于減排，政府會否放空炮？這要看具體的減排乃至廣義的環境治理，是受單一目標還是復合目標牽引。上世紀九十年代蘇州河上海市區段治理，屬單打一的污水治理，費時費力收效甚微。進入新世紀后，蘇州河河與岸搞捆綁型的開發式治理，不到5年“河岸經濟”就成了蘇州河新名片。此番，國家平均每年安排2.6萬億元人民幣用作減排投入，亦不是直接用來減排，而是絕大部分用于綠色能源、建材、建筑、汽車及各類綠色生產設備和生活用品的開發與生產，應用與推廣。

眼下及未來數十年間，無論狹義的環保產業還是廣義的綠色產業，都系市場利潤較高的朝陽產業，每年2.6萬億元之投入，財政資金最多只需搭塊跳板作個引領，市場自會充分發揮籌融資功能，攜各路資本向“綠色”奔去。可見，減排對于中國，與其說是最終目的，不如說是踐行綠色發展必然伴生的邊際收益。一言以蔽之，中國的減排，已不是消耗性投入而是產出型投入。所以，決意爭當減排“模范生”，可不是只為了彰顯大國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