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醞釀期長達十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草案）》（以下簡稱《草案》）首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從2005年民政部提出立法建議至今，我國首 部慈善領域的專門法律歷經了“十年懷胎”，終于露出了廬山真面目。據悉，《草案》共11章115條，在規范慈善行為、加強慈善監督等方面做出了詳細規定， 尤其是近年來風生水起的互聯網募捐領域，終于不再是一片政策的“真空地帶”。

　　根據《草案》規定，個人互聯網直接開展募捐活動是不允許的，即便是有資格的組織進行網絡募捐也需要進行分級，引發業界熱議。

　　個人網絡公募擬收緊

　　近年來，網絡募捐活動十分盛行，微博、微信朋友圈等新媒體平臺上常有網友發起或轉發募捐活動，頻率和參與人數均有逐年升高之勢。然而，不可否認，目前階段，我國幾乎沒有與互聯網募捐相對應的政策對此進行規范，活動組織的隨意性相對較高。互聯網為慈善帶來方便快捷的同時，也帶來監管困難。

　　對此，《草案》擬規定，不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采取公開募捐方式開展公開募捐，但可以與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合作公開募捐，募捐款物由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管理。業內分析，根據這項規定，要想通過互聯網開展公開募捐，必須由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或與之合作才可以。

　　而且，雖然根據《草案》，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可以通過互聯網開展募捐，但募捐的形式也是需要“分級”的。具體而言，在省級以上民政部門登記的慈善組織，可以通過網站或者其他網站開展募捐；在設區的市和縣級民政部門登記的慈善組織，可以在登記的民政部門建立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臺開展互聯網募捐。

　　北京大學法學院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錦萍認為，現有《草案》不允許個人在網絡上直接開展募捐活動，主要是考慮到自然人開展網絡募捐存在的各種問題，比如信息真偽難以辨別，比如資金性質的界定，即善款到了個人賬號后是否屬于私有財產等。但是，她同時表示，政策還是要對個人在網絡上的求助行為與個人網絡募捐加以區別，每一個人當然應該享有通過網絡求助的權利。

　　慈善風險倒逼制度革新

　　在業內看來，《草案》全面收緊互聯網募捐政策并非偶然，這些規定與近年來這類活動密集舉辦后隨之引發的大量糾紛密切相關。據不完全統計，去年網絡募捐爆發性的增長了42%，總募捐金額超過了4億元。不可否認，極易打動捐贈者的網絡募捐，同時也帶有不小的風險。

　　此前，“利辛女子為救小女孩而被兩條獵犬咬成重傷”的消息在網上廣泛流傳，引得愛心公眾捐款超過80萬元，沒想到幾天后，當事人的男友即承認并非“見義勇為”，而是出于無奈才騙捐解困。劇情的反轉，給公眾善心“潑了盆冷水”，以至于網友直呼，“網上還有多少個動人故事可以讓人相信？”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業內表示，個人募捐風生水起，但絕不能野蠻生長，否則就是對公眾愛心的傷害，也是對公序良俗的破壞。因此，面對新生事物的出現，相關法律法規也必須與時俱進。目前，我國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并未提及個人的網絡募捐，這方面的法律空白亟待填補。

　　新渠道不可一棒子打死

　　規范互聯網募捐固然重要，但如何把握管理的尺度也是業界公認的難題。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余少祥直言，對于互聯網募捐決不能采取“一棒子打死”的手段去管理，如果僅僅為了相關部門監管便利而過分地限制這種新型募捐方式，則可能將這條慈善的新路徹底堵死。

　　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執行秘書長竇瑞剛也建議，當前全球互聯網慈善都仍處在發展早期，可供借鑒的經驗不多，慈善法在立法時應給互聯網募捐留下更多發展空間，不宜規定過細，否則很可能面對法律無法適應現實發展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業界目前對于網絡募捐“分級制”爭議較大。廣州市慈善協會秘書長汪中芳認為，以注冊地的行政級別來限定慈善組織開展互聯網募捐，并不明智，當前大量的市級、區級慈善會都已經籌備建設了募捐功能，如果慈善法這條獲得通過，會有大量的組織受到影響。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培峰認為，鼓勵社區和基層慈善是國家倡導的發展方向，當前應該讓慈善資源能夠沉下去，貼近基層、服務社區，這樣規定會加劇慈善資源上下和地區之間的不平衡。

　　此外，金錦萍也表示，對于當前眾多網絡募捐平臺的法律地位，它們的義務和責任，目前在《草案》中沒有具體規定，這也是《草案》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慈善立法不能因噎廢食，因此，加強募捐流程監管，增加違法成本是本次立法需要重點強調的，對于募捐的渠道和手段，首次立法可以嘗試相對多元一些。”余少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