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民無奈

　　“選擇性執法”令舉報遇“死結”

　　湛江東海漁政大隊案件被查處，竟是幾重“外力”的巧合，而非內部監管制度發生作用。這背后凸顯出的深層次問題是：很多長期存在的破壞環境的行為，背后往往有監管部門失職或貪腐的因素。而在該案中，存在上級部門監督“發現難”、群眾舉報又回到“保護傘”手中的“死結”。

　　湛江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檢察院檢察長揭琦龍告訴記者，東海漁政大隊腐敗窩案，最初是審計部門對湛江市漁船柴油補貼進行審計發現存在問題后，將線索移交給了湛江市紀委，湛江市紀委在調查后又將線索移交由檢察院和公安局共同查辦的案件。四方“外部力量”的合力，才挖出了這一窩案。

　　湛江市經濟技術開發區辦案人員說，在東海漁政大隊“保護傘”下的非法捕撈，使當地漁民賴以為生的水產資源遭到嚴重破壞，漁民對此滿腹怨氣卻無可奈何。記者在硇洲島附近的漁村和碼頭走訪時，不少漁民對此事的反應都是：“知道有好些人都在非法捕撈，但人家在漁政大隊有人，有什么辦法？”

　　令人難解的是，錢平樂等人的非法捕撈公司在當地存在多年。對此，湛江市海洋漁業局紀檢組長謝芝儒、總工程師梁曉敏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承認：“對漁政大隊的貪腐，沒出事前沒辦法發現。”謝芝儒稱：“我每年都會有兩至三次前往東海大隊進行廉政教育，我們該做的都做了”。

　　據梁曉敏介紹，湛江東海漁政大隊主要是由廣東省漁政總隊管理，湛江市海洋漁業局代行業務管理，“主要是按照規定檢查、核查資料，這些貪污腐敗局里是沒辦法知道的，只能靠群眾舉報”。

　　然而，群眾舉報卻面臨著“死結”。

　　一般而言，當地民眾能夠掌握的都是漁船非法捕撈的問題，對藏在非法捕撈幕后的“錢權交易”，往往都只能“捕風捉影”。如在東海漁政大隊貪腐案中，洪霜余每次跟陳平樂都是在村口的某個暗中約好的地點“接頭”，洪霜余騎摩托車到了拿了錢就走，外人無從得知。漁政大隊是法定的監管非法捕撈的機構，關于非法捕撈的舉報按照程序最后都是由海洋漁業局或者是東海漁政大隊處理，這意味著舉報又回到“保護傘”手中。

　　根據犯罪嫌疑人洪霜余等人介紹，對于交了“保護費”的非法捕撈漁船，他們要么是檢查前通知其躲避，要么是看到了不去檢查，這是典型的“選擇性執法”。

　　而對這種選擇性執法，湛江市海洋漁業局有關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還辯稱：東海漁政大隊只有19人，而需要管理的漁船超過1000艘，人手不足，是不可能對船只一一檢查的。該負責人還向記者提供了一組數據，稱東海漁政大隊2013年查處電漁船非法捕撈10宗，2014年也查處了14宗，“是有成績的”。但當記者追問需要多少人人手才充足時，該負責人又說“不知道”。

　　有效的群眾舉報等社會監督，不僅能最大程度地發現貪腐，還能減少管理成本。但在存在上述管理模式的機構中，一旦存在貪腐，就會出現舉報“死結”現象。

　　中山大學政務學院教授郭巍青說，東海漁政大隊貪腐存在如此多年，上一級的監管部門一無所知，這明顯是工作不到位，“為什么檢察院一查就中，天天打交道的海洋漁業局卻從不知道？”從內部監管來說，當地海洋漁業局紀委等須加強工作，對群眾的舉報必須認真對待，給出明確的處理結果，并向公眾公開，而不是轉某個部門處理就算完事。從外部監管來說，應研究建立更具開放性和便捷性的社會監督機制，增加社會監督的力量，完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