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高校“青椒”的新“范進中舉”

　　□在高校的生態(tài)系統(tǒng)里，職稱和項目也劃出了“青椒”的人際圈子

　　□越早拿到青年基金，就越早起步，也就越有可能更早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

　　□在研究型大學，沒有青年基金很難生存下去

　　得知自己成功申請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項目”(以下簡稱“青年基金”)，任教于一所部屬師范大學的青年教師胡峰(化名)說“心里的石頭終于落了地”。農(nóng)業(yè)工程專業(yè)博士李明則發(fā)了一篇博文，《十年磨一劍，祝賀自己獲批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項目”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專門為年輕科研人員設立的項目，要求男性申請人在35歲以下，女性在40歲以下。近幾年，在高校青年教師中，針對這一上限為30萬元的研究資助項目，正在掀起一股“申青基熱”的浪潮，青年基金越來越牽動著“青椒”(青年教師——記者注)的喜怒哀樂。

　　每年的6月到8月，青年基金的評審結(jié)果會陸續(xù)傳出來，在科研人員聚集的網(wǎng)站小木蟲和科學網(wǎng)上就會彌漫著一股“躁動的情緒”，《青年基金決定了一個年輕高校教師的科研生涯！》《評審青年科學基金中的問題與收獲》《國家青年基金申請失敗兼對中美科研不同的一些想法》這樣的博文不斷被置頂、熱議，引發(fā)社會的關注。

　　今年8月，一篇題為《范進中舉式的青基勝利》的文章在網(wǎng)上流傳，作者稱申請到青年基金后體會到了“范進中舉式的喜悅”，這種說法得到不少青椒的認同。有人還將“中基金”和“中舉”的相似性進行了比較：都有一定的難度，中了以后社會地位驟變，中了以后經(jīng)濟情況改善，中了以后人都比較癲狂。

　　申請基金和“中舉”還有一點相似，就是成功之前往往會歷經(jīng)多次失敗。北京一所211高校的青年教師耿昊(化名)是在連續(xù)3年申請失敗后，才在今年8月迎來了“勝利的曙光”。

　　據(jù)統(tǒng)計，每年約有1萬多人成功申請到青年基金，在成功者的身后，是三倍于這個群體的失利者。

　　“青椒”科研路上的第一桶金

　　在與任職高校簽訂3年崗位目標時，上海青年教師張凱(化名)發(fā)現(xiàn)，申請青年基金作為其中一項重要的指標，被明確列出。

　　這意味著，如果3年內(nèi)他沒有成功申請到青年基金，發(fā)表論文的數(shù)量和質(zhì)量又不盡如人意的話，學校有權將其調(diào)離科研崗位。幸運的是，張凱在入校后第一年就“中標”了，但這已經(jīng)是他博士畢業(yè)之后的第三次申請。

　　“青年基金是年輕人走上科研道路的第一桶金。”復旦大學青年教師姜波(化名)說，“這對年輕人科研‘開張’的意義重大。”采訪中，“第一桶金”作為青年基金的代稱，被多位青年教師頻頻提及。

　　對于“青椒”來說，青年基金確實是科研經(jīng)費的重要來源。得知拿到青年基金后，張凱很興奮：“起碼后3年的經(jīng)費不用操心了。”

　　張凱說，學校和上海市教委都對青年教師搞科研給予支持，分別為新教師提供3萬元和5萬元的科研啟動經(jīng)費，“但這筆錢并不經(jīng)花”。張凱以自己為例，要置辦藥品和研究設備，幾萬元很容易就花出去了。“有了青年基金，基本上需要的東西都可以去買，可以好好做科研。”張凱說。

　　但更多的青年教師并沒有來自校方和地方教委的科研啟動經(jīng)費，他們可依賴的，只有青年基金。耿昊剛進入其所在高校某國家重點實驗室時，只有兩萬元的實驗室開放基金。而他做的實驗又非常“燒錢”，開始他只能依托于其他老師的項目來做自己的研究。但每個項目都有各自的任務，無法讓他探索自己感興趣的方向。

　　“像我們師范類院校，橫向研究(指與企業(yè)合作的應用類研究——記者注)的經(jīng)費很少，只能指望青年基金之類的縱向經(jīng)費。”胡峰說，“以前沒有申請到項目，只能花課題組其他老師的錢，總感覺欠別人的。”

　　申請到青年基金后，胡峰才終于確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此前，他在兩三個研究方向之間糾結(jié)不定。心里的石頭落了地之后，他決定在他的青基申請本子的方向上深入下去。“輕易換研究方向，對以后申請基金，特別是申請重點(國家自然基金重點項目——記者注)和杰青(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記者注)影響很大。”他在小木蟲論壇寫道。

　　學校的熱情，青椒的壓力

　　在準備申請書的3個月里，胡峰一直處于焦灼狀態(tài)。他一遍遍地修改，希望讓本子更有可能獲得評審專家的青睞。

　　“寫到后面，感覺就像是在寫八股文。”胡峰說。在寫作的后期，精力不是花在研究本子的創(chuàng)新點上，而是在研究措辭上。“不能讓評審人覺得不舒服。”他說。“號稱國內(nèi)首次發(fā)現(xiàn)某某理論、有某某前景，這往往讓人反感。”而這也是“過來人”給他們的指導。

　　胡峰的壓力和焦灼不是個例，也不是偶然。作為“青椒”科研“第一桶金”的青年基金，不只能讓年輕人的科研生涯順利“開張”，還對和高校教師利益密切相關的項目申請、職稱評定，影響重大。

　　在一些高校，如果講師沒有拿到青年基金，就無法評副教授職稱。申請到青年基金的第二年，胡峰順利晉升為副教授。而他的一位同事，因為申請青年基金屢有波折，無論是職稱評定還是進一步申請“面上項目”，都落后于他。“面上項目”也是國家自然基金委的資助項目，經(jīng)費額度更大、申請難度也更高。一般來說，申請其他國家級項目，都會要求申請人有主持過國家項目的經(jīng)驗。

　　胡峰說，按照學校現(xiàn)行的績效考核體系，如果沒有拿到青年基金，老師的績效工資會少很多。此外，在高校的生態(tài)系統(tǒng)里，職稱和項目也劃出了“青椒”的人際圈子。胡峰認識的一位老師已經(jīng)做了七八年講師，雖然論文數(shù)量也不算少，但就是因為沒有拿到青年基金，一直沒能晉升副教授，學院領導對她也一直“愛搭不理”。今年，該教師成功申請下青年基金后，學院領導對她的態(tài)度“明顯變得熱情了”。

　　在無錫一所高職院校任教的錢王歡申請到青年基金后，分院領導找他談話，鼓勵他繼續(xù)深入研究，說實驗場所和人員以及設備，都可以提要求。“有了經(jīng)費，我可以申請自己的實驗室和辦公地點了。”錢王歡說。

　　耿昊則說，“在研究型大學，沒有青年基金很難生存下去”。每到歲末年初，無論是985、211高校還是普通高校，都會召開全校性動員大會，鼓勵青年教師申請青年基金。有的學校還會舉辦預評審，請來成功申請到青年基金的教師和專家做評委，點評申請本子的細節(jié)、可行性，甚至還會為申請人提供一對一的指導。也有學校會特意找來具有基金評審資格的教授做點評，以增加“中標率”。

　　從去年11月開始，張凱任職的高校就開始陸續(xù)舉辦申請青年基金的講座和分享會，張凱一場都沒敢錯過。除此之外，學校的科研行政人員還會幫青年基金的申請者們收集資料、修改錯別字，財務處專門幫忙審核基金申請書的經(jīng)費預算。

　　前幾年，胡峰所在高校為了鼓勵科研人員多申請科研基金，還專門撥出上千萬元的獎勵經(jīng)費。胡峰申請到青年基金后，校方還給了他5萬元的獎勵。那幾年，學校教師申請到的項目數(shù)量和質(zhì)量都創(chuàng)了新高。但隨著申請到的項目越來越多，學校的考評標準也會“水漲船高”。

　　“沒有項目就評不上職稱，評不上職稱就沒有學生，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huán)。”耿昊說。

　　不能承受的失敗

　　盡管成功申請到了青年基金，耿昊還是覺得研究經(jīng)費捉襟見肘。他做的研究需要到西藏采樣，去一次的花費至少10多萬元。“青年基金的錢肯定不夠。”耿昊說，理想狀態(tài)下，多做幾次野外采樣更能確保準確，但青年基金的預算限定只能做一次野外采樣。

　　但對于那些申請失利的青年教師來說，耿昊的“梗”只是個“甜蜜的憂愁”。很多女性青年教師博士畢業(yè)后忙于結(jié)婚、生子，在科研上花的精力自然就少了，工作七八年，還沒拿到青年基金。沒有青年基金就很難評上副教授，只能轉(zhuǎn)崗成為實驗員。

　　在一些青年教師看來，與女性申請者40歲的年齡紅線相比，“低于35歲”這一年齡限制，對于男性申請者“可能更加殘忍”。“有的博士剛工作就30出頭了，如果再做兩年博士后，就意味著他們沒有太多失敗的機會。”張凱說。

　　胡峰的一位同事是工作幾年之后讀的博士，重新參加工作后超過了青年基金的年齡限制，他只好直接申請“面上項目”。但在沒有拿到青年基金的情況下，直接申請“面上項目”，難度就更大了，壓力也更大。如今，這個老師已經(jīng)40出頭，但仍然只是講師職稱。“在學院就不太受重視，自己也很郁悶。”胡峰說。

　　胡峰回憶，與他同年申請青年基金的同事，得知失利后哭了兩天，“比較優(yōu)秀的教師，又很努力，很難接受這樣的結(jié)果”。

　　壓力不僅來自于職稱和工資，對于追求學術成就的青年教師來說，申不到青年基金，就意味著其在科研的起步階段就落后了。與同行相比，越早拿到青年基金，就越早起步，也就越有可能更早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胡峰說，如果一直拿不到青年基金，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中部地區(qū)某高校一青年教師在讀博士期間就發(fā)表了影響因子很高的論文，畢業(yè)后聘用學校對其寄予厚望，但他申請了3次青年基金，都以失敗告終。“第一次失敗，大家覺得情有可原；第二次，大家就對他的能力有點懷疑了；到第三次申請失敗，他簡直要崩潰了。”他的同事說。

　　申請結(jié)果出來之前，這位老師幾乎天天上“小木蟲論壇”看關于青基的消息。結(jié)果出來后，同事們都不敢跟他談起青年基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申基金熱”的背后，折射出目前的高校評價體系仍然是重科研輕教學，在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過程中，多名青年教師表達了這一觀點。雖然很多高校一再強調(diào)教學的重要性，但是，鼓勵科研的“手”遠比鼓勵教學的“手”強有力得多，“有很多硬杠杠”。

　　華東理工大學教師牛德超曾作為“香江學者”在香港理工大學進行博士后研究，他發(fā)現(xiàn)，香港同行們并沒有“趕快拿項目、趕快發(fā)文章”的緊迫感，而是可以更從容地做些研究。“香港那邊對論文、項目要求真的不高！”牛德超感慨。但在內(nèi)地高校，如果一個老師幾年都沒有拿到項目或發(fā)表論文，就很難在激烈的競爭環(huán)境下生存下去。“大陸高校人多、資源又少，大家會更急于求成，競爭壓力大”。(本報記者 李雅娟 馬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