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廣平、蕭紅、蕭軍、周海嬰在魯迅墓前

　　三

    魯迅是一位心靈深邃、目光透辟的作家。在很多時候、很多情況下，他對問題的看法及其表達方式，都是一種異樣的存在，都帶有屬于自己的體溫與印記。這種獨特的、高度個性化的精神風度，同樣表現在魯迅的抗戰言說中，進而構成了他在民族生死關頭所發出的別有新意與深意的聲音。

    第一，魯迅的抗戰言說表現了其對國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強烈不滿和嚴厲抨擊。東北淪陷后，國民政府的對日態度一度是：力避武力沖突，期待國聯調停。這種消極軟弱的不抵抗政策，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而當各地愛國學生紛紛赴南京請愿時，當局不但編織莫須有的罪名對學生予以“緊急處置”，而且還為如此暴行找到了所謂“友邦人士，莫名驚詫”的特殊理由。魯迅聞知此事，遂撰《“友邦驚詫”論》痛加駁斥：

    好個“友邦人士”！日本帝國主義的兵隊強占了遼吉，炮轟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中國國民黨治下的連年內戰，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砍頭示眾，秘密殺戮，電刑逼供，他們也不驚詫。在學生的請愿中有一點紛擾，他們就驚詫了！

    好個國民黨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東西！

    真可謂義正詞嚴，擲地有聲。

    至于對不抵抗政策本身，魯迅的抨擊更是不留情面，不遺余力。在他筆下，“文人不免無文，武人也一樣不武。說是‘枕戈待旦’的，到夜還沒有動身，說是‘誓死抵抗’的，看見一百多個敵兵就逃走了”（《文人無文》）。在他看來，當局“一切準備停當，行都、陪都色色俱全”，所謂“戰略關系”“引敵深入”云云，不過是不抵抗政策的另一種說法，它只能助長侵略者的“深入還是要深入”（《戰略關系》）。他還提醒人們：“以為不抵抗將軍下臺，‘不抵抗’就一定跟著下臺了。這是不懂邏輯：將軍是一個人，而不抵抗是一種主義，人可以下臺，主義卻可以仍舊留在臺上的。”（《“有名無實”的反駁》）需要指出的是，魯迅于1936年10月病逝。他未能經歷為期八年的全面抗戰，當然也無法見證國民政府和軍隊后來為抗擊日寇所作出的重要貢獻和巨大犧牲。因此，魯迅的上述說法，并不能用來形容和評價國民政府在整個抗戰中的行為與態度；然而，它出現于消極抗戰和投降主義確實嚴重的抗戰初期，卻無疑是一種有的放矢，痛下針砭的正能量。

    與不抵抗政策相聯系，蔣介石政權還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對此，魯迅同樣深惡痛絕，先后寫了《觀斗》《曲的解放》《內外》《天上地下》《航空救國三愿》等一系列文章，給予無情的鞭撻。其中《文章與題目》一文尤見酣暢淋漓：“有說安內必先攘外的，有說安內同時攘外的，有說不攘外無以安內的，有說攘外即所以安內的，有說安內即所以攘外的，有說安內急于攘外的。”文章做到這里，題目似乎已經用完，“再要花樣翻新，就使人會覺得不是人話……因為新花樣的文章，只剩了‘安內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內’，‘外就是內，本無可攘’這三種了”。這番話雖有些尖刻，但確實在嬉笑怒罵中把“攘外必先安內”說法，批了個體無完膚。

    第二，魯迅的抗戰言說每每聯系著對民族文化頑疾的解剖，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在魯迅看來，日本帝國主義是一個強大而兇殘的敵人，這決定了中國抗戰必然異常艱難，因此，國人必須以鄭重嚴肅的態度，多做扎實有效的工作。然而，一種根深蒂固而又潛移默化的國民心理，卻使嚴肅切實的抗戰事業摻雜進了許多“做戲”的成分。一時間，“乞丐殺敵”“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國”之類的說法不絕于耳；可以“養力強身”的電影，能夠“滅此朝食”的藥片，連同堂·吉訶德式的“援馬（馬占山）團”，一并招搖登場……目睹這些“沉滓的泛起”和“做戲的虛無黨”，魯迅禁不住口誅筆伐，一聲棒喝：“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槍”固然富有戲劇性，但卻阻止不了日寇的侵略！

    魯迅還認為，抗戰中的國人固然需要勇敢奮進，不怕犧牲，但也要學會盡可能地保護自己，珍惜生命。在這方面，國人一些由來已久的習慣性做法，卻起著相反的作用。魯迅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九一八”事變后，上海興起許多抗日團體，并設計了自己的徽章；一些學校成立了學生軍，還發了軍裝。而無論徽章還是軍裝，大都是“招牌”的一種，未必與真抗日有關，過一陣子，連擁有者自己也忘了。但在“一·二八”滬戰時，這些卻成了日軍格殺勿論的理由，不少人為此送掉了性命。為此，魯迅指出了“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中國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掛就算成功了。日本則不然。他們不像中國這樣只是作戲似的。日本人一看見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為他們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當然要認為是勁敵。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今春的兩種感想》）。顯然，這是一種知此知彼而又獨具識見的提醒。遺憾的是，今天有學者竟將其當成了魯迅為日寇開脫的例證，可見無知和偏見迄今仍未在文壇絕跡。

    第三，魯迅的抗戰言說堅持把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日本人民，尤其是其中的友好進步人士區別開來。魯迅極為痛恨日本侵略者，但對于日本人民，卻一向善意相待。他不僅擁有內山完造、鹿地亙夫婦這樣一些進步或反戰的好朋友，而且與許多日本民間友好人士保持著經常的往來與交流，就中向他們坦誠講述自己所理解的中日關系。譬如，在與圓谷弘談話時，魯迅明言：

    日本想用所謂“亞細亞主義”一詞，來與中國取得一致。但是，日本用軍隊來維持中國的時候，中國就已經是日本的奴隸了。我想，日本打出“亞細亞主義”的幌子，也只是日本的一部分人的想法，這并不是日本人民說的話。

    日本人也與中國人一樣，不能自由地說話吧？

    應當承認，魯迅的觀點準確揭示了中日之間存在的另一種關系和另一種真實。

    與此同時，魯迅對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給予了高度關注、熱情激賞和堅決支持。1933年2月，以長篇小說《蟹工船》引起廣泛關注的著名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日本當局逮捕，當晚就因酷刑致死。魯迅獲知后立即用日文撰寫《聞小林同志之死》，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憤怒的聲討。其中文譯文寫道：

    日本和中國的大眾，本來就是兄弟。資產階級欺騙大眾，用他們的血劃了界限，還繼續在劃著。

    但是無產階級和他們的先驅們正用血把它洗去。

    小林同志之死，就是一個實證。

    此后，魯迅聯合郁達夫、茅盾、丁玲等，在左聯的刊物上刊登了《為橫死之小林遺族募捐啟》。魯迅還留心小林多喜二全集的出版，先后購買了其全集三卷以及書簡和日記等，作為研究和紀念。

    第四，魯迅的抗戰言說涉及未來中日友好的可能性，以及將這種可能變為現實的根本前提。“一·二八”戰后，日本醫生西村真琴博士，在閘北三義里救起一只無家可歸的鴿子。他將其帶回日本，與家鴿共養，曾繪圖賦詩，頌其和睦相處之狀，并寄贈魯迅。后來，鴿子不幸死去，當地農民建三義塔以藏其骨，西村再次致函魯迅，請求題詠。為此，魯迅寫下了日后流傳甚廣的《題三義塔》：“奔霆飛熛殲人子，敗井頹垣剩餓鳩。偶值大心離火宅，終遺高塔念瀛洲。精禽夢覺仍銜石，斗士誠堅共抗流。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這首詩不僅嚴厲譴責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暴行，真誠謳歌了中日兩國人民在反法西斯斗爭中的團結與堅韌；更重要的是，它對未來的中日關系做出了樂觀的展望，并發出了由衷而美好的祝愿。

    當然，魯迅也深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日本軍國主義者不會輕易放棄自己一貫奉行的侵略擴張政策，這決定了中日關系的改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關于這點，魯迅在《內山完造〈活中國的姿態〉序》里說得很清楚：“據我看來，日本和中國的人們之間，是一定會有互相了解的時候的。新近的報章上，雖然又在竭力的說著‘親善’呀，‘提攜’呀，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將說些什么話，但總而言之，現在卻不是這時候。”那么，什么時候才能有讓戰爭停下來的可能？魯迅認為：“有強者和弱者同時存在，這就不容易和睦相處。是要打仗的。只要弱者不變為強者，打仗也是不會停止的。也就是說，中國的軍備不能與日本匹敵，日中關系是不會協調的。”（《與內山完造的談話》）“沒有力量的均衡就沒有真的親善。要想同日本結成真正對等的親善關系，中國沒有對等的軍事力量是不行的。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如果沒有力量的均衡，就只能或者是奴隸，或者是敵人。”（《與圓谷弘的談話》）讀著這樣的文字，聯系近一個多世紀以來中日關系的消長變化，我們不能不佩服魯迅當年擁有的敏銳與深刻。

    （作者古耜為散文家，遼寧省作協主席團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