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國家，全科醫生和專科醫生在國家居民醫療體系中的作用不分伯仲，他們的身份、社會地位、薪資收入也都不相上下。因為有了這樣的制度保障，醫生在擇業時選擇全科醫生還是專科醫生，更多是出于職業愛好的考慮，這就保障了醫生隊伍尤其是全科醫生隊伍的穩定性，以及他們工作的積極性。

　　“不虛此行！”這是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副院長丁潔接受訪談時的第一句話，也是她此前不久跟隨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出國考察的深刻感受。

　　這是一次被捷克議員評價為迄今為止接待中國醫改考察團水平層次最高的一次考察。7月中旬，全國政協常委、教科文衛體委副主任黃潔夫帶隊前去英國、捷克、比利時考察公立醫院改革的狀況，丁潔是考察團成員之一。而她“不虛此行”的感受，具體來說，是源于這些國家關于全科醫生制度的頂層設計。

　　不分伯仲的醫療體系

　　全科醫生是指可以從容處理常見病、多發病的綜合性醫生，其顯著特征是擁有一般性門診科室必須具備的專業素質和能力，同時具有豐富的社區醫療管理服務能力。

　　在國外，工作于社區（家庭）的醫生，一般都是全科醫生。相比之下，專科醫生一般是指在處理復雜病情方面及本專業內有較深造詣的醫生，他們主要工作在相對集中的我國傳統意義上的“醫院”。

　　“全科醫生的收入，可能比我們專科醫生還要高。”在英國，一位工作于更好醫院環境的專科醫生，對工作在社區（家庭）的全科醫生，說出了這樣一句有點羨慕的話。這讓丁潔多少有些意外。

　　而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意外”，是因為英國在全科、專科醫生的制度設計上，就做好了保障和區分。

　　“這是一種不分伯仲的制度保障。在該制度下，全科醫生和專科醫生按照不同的經營和運營模式去工作，但他們的身份、社會地位、勞動收入都不相上下。也就是說，在全科醫生和專科醫生這兩條國家居民醫療保障的必備支撐上，英國從制度設計上保證了它們的區別和平衡。因為有了這樣的保障，醫生在擇業時選擇全科醫生還是專科醫生，更多是出于職業愛好的考慮，這就保障了醫生隊伍尤其是全科醫生隊伍的穩定性，以及他們工作的積極性。”丁潔向記者介紹。

　　遺憾的是，目前我國的全科醫生隊伍，因為制度保障的不得力，還處于比較薄弱的狀態，這也是我國目前繼續深化醫改面臨的重要難題。

　　20%的經費，80%的保障

　　“我已經呼吁多年，希望中國也能夠制定專門的全科醫生政策。在英國，政府用20%的醫療經費解決了居民80%的基本就醫問題，這其中的關鍵就是全科（家庭）醫生制度的建設。”考察團另一位成員——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原院長趙平告訴記者。

　　趙平委員對全科醫生制度的感觸更為深刻。他曾多次考察國外的公立醫院，還曾在比利時做過一段時間的家庭醫生。他的直接體會，是這些國家的全科醫生對于自己的工作是“積極和主動的”。

　　“比如在英國，全科醫生的平均收入約為10萬英鎊/年，這在英國算是中上等收入，多數醫生對自己的收入狀況表示滿意。并且，這些全部由政府發放的薪酬，即使和大城市專科醫生的收入相比，也沒有明顯的地域差異。因為醫生和病人之間不存在任何經濟利益關系，也就不存在醫生不被信任的狀況。而醫生們，在信任的基礎上，也能夠更盡心盡力地去施行醫術。”趙平介紹。

　　這種完善的全科醫生制度，讓居民的基礎醫療成為一種良性循環。人們在對待那些常見病和多發病時（比如感冒、發燒、糖尿病、高血壓等疾病），會主動選擇全科醫生，而不是大規模地涌向醫院。

　　“形成這種就醫模式，一方面因為大型醫院的醫療費用要高昂很多，另一方面，國家也不提倡大家去大型醫院就醫。只有那些有特殊需求（如復雜病癥）的患者，才會被轉診到相應的大型醫院，這就是完善的分級診療制度。所以，政府才能夠實現用20%的醫療經費保障80%的病人在社區醫院（或家庭）就醫的結果。”趙平說。

　　眾所周知，不管國內還是國外，在社區醫院就醫的醫療費用，較之大型的專科醫院（國內一般是大型綜合類醫院），要廉價很多。而患者是否愿意選擇全科醫生，一方面取決于全科醫生的醫術，另一方面取決于國家的醫療政策。

　　趙平認為，要培養合格的全科醫生，在培養制度應該一視同仁的基礎上，還要保證他們的醫療實踐機會。“畢竟，醫療是一門實踐性科學。如果基層醫院和大城市醫院醫療水平相差甚遠，只能造成基層醫院的萎縮以及大醫院的被迫擴張，大家的醫療費用就會越來越貴，患者的就醫體驗也會越來越差。”

　　基礎不等于初級

　　實際上，全科醫生應該成為居民醫療保障的主體，并實現與專科醫生的相互補充，已經成為世界上多個國家的共識。因此，如何更好地保障這個隊伍的穩定性，從而保障一個國家的基礎醫療，是各國都在努力探索的問題。

　　“全科醫生是群眾基礎醫療的守門人。要建設成熟的全科醫生制度，不能依靠經濟手段。換句話說，在市場作用的主導下，全科醫生制度很難建設起來。”黃潔夫常委對我國全科醫生制度建設提出忠告。

　　他認為，要建設并保障成熟的全科醫生制度，需要政府和市場做好統籌協調。就如同，一個國家醫療保險制度的設計和建設，需要將政府保險和商業保險都統籌起來一樣，要根據不同的人群和需求加以區分，并相互補充。

　　黃潔夫常委還特別分析了全科醫生的工作范疇，他認為很多人將其錯誤地理解和翻譯了。“其實，全科醫生負責的是基礎醫療，而不是初級醫療———初級代表水平低下，而基礎代表常見和多發。另外，那種‘社區看小病，綜合醫院看大病’的口號，當然也是錯誤的。這就將社區醫院和綜合醫院，以低端和高端的層次區分開來，也是將全科醫生的工作范疇錯誤理解的表現。”

　　“可以說，全科醫生制度是中國醫改破局的‘金鑰匙’。因此，醫改不應當演變成對醫生和醫院（尤其是大醫院）的改革，而應該是對全民衛生健康制度的改革。在此認識的基礎上，建議由衛計委聯合發改委、人社部等多部門溝通協調，出臺保障全民健康的制度，然后由制度來推動并保障醫生的積極性，從而更好地施展自己的醫術，保障全民健康。”丁潔委員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