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編者按】

　　成思危先生給《金融國策論》（時吳華，社科文獻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寫的序言是他生前最后一篇文章。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發該文。

　　成思危遺作：不要“陰謀論”國際金融活動

　　《金融國策論》圖書封面

　　我一貫主張，研究金融問題一定要有戰略觀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戰略目標的確定，所以要求戰略目標的制定者要動態地掌握和分析各方的情況，并對未來的趨勢做出短期、中期和長期的預測；設想幾種可能的場景；然后通過在電腦上的仔細推演，真正確定合適的戰略目標。最后，再根據戰略目標制定出保證戰略目標實現的各種措施和有關的策略。因此，戰略目標的確定是所有研究問題中首要決定的問題，如果目標一錯，滿盤皆輸。這就是管理大師德魯克所說的：“做對的事情比把事情做對更重要”，也就是說如果你的目標不對，那么你就算后面的戰略措施和策略貫徹實施得很好，最后也達不到應有的效果，甚至造成嚴重損失。

　　在這里我僅想舉兩個例子來說明我的觀點。一個是關于金融安全的問題。在金融安全問題上，一直存在著各種爭論。我在2003年就講過，金融安全是經濟安全的核心，我們既要防止麻木不仁，喪失警惕；也要防止神經過敏，草木皆兵。在金融安全問題上，有的人主張抗擊“陰謀論”。實際上，如果把抗擊“陰謀論”作為保障金融安全的戰略目標，那就大錯特錯了。把所有的國際金融活動都當成是陰謀，本身就不符合當前國際金融的實際情況。有些人把國際金融活動比成你死我活的戰爭，甚至拿“共濟會”這種無稽的傳言來嚇唬一般的老百姓，這并不是真正的在對抗“陰謀論”，而是在利用“陰謀論”來阻礙改革；當然也有一些人可能是真的擔心我們會中了外國人的陰謀，但是主張“陰謀論”的人多數還是有各種動機的：比如維持現有利益，反對進一步改革開放等；不管他們的動機如何，這種以抗擊“陰謀論”為戰略目標起碼存在兩個重大問題。

　　第一，我們要真正提高抗擊“陰謀論”的能力，就必須要提高自己的金融實力和金融的國際競爭力，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實際上是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也無法抵擋國際金融活動的進入。第二，現在國際金融既有斗爭又有合作，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戲，這次亞投行的成功籌辦，有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參與，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只要有利可圖，國際金融界會采取合作的辦法。

　　可以預料，隨著亞投行的發展壯大，美國和日本也不可能忽視它的存在。所以我們要善于利用國際金融形勢的變化來爭取最大的利益，而不是把所有的國際金融活動拒之門外。正確的戰略目標應當是鼓勵提高我們自身的金融實力，進一步深化和推進金融系統的改革，提高我們的國際競爭力，并且在國際競爭中提高我們的話語權和我們在國際金融中的地位。這才是正確的戰略目標。

　　另一個例子是，近年來，關于金融改革的順序問題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意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實際上，金融改革的步驟只是一個策略性問題，而它必須要圍繞戰略目標來進行安排，如果沒有戰略目標而只是談改革順序的話，那么不同的部門就可能從不同的立場出發，“各拿一把號，各吹各的調”，強調他們自身的重要性，而忽視了全局的優化。所以在改革順序問題上，首先要確定戰略目標。

　　我在2014年出版的《人民幣國際化之路》中明確指出，我國金融改革的戰略目標就是實現人民幣國際化，這一目標實際上已經提出多年，但是在推進的時候，總是遇到各種阻力，這就說明雖然提出了目標，仍然沒有把各方面的力量匯聚在一起，制定出保證戰略目標實現的措施和策略。

　　金融改革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改革的歷程，可以看到從外資并購我國企業，國有商業銀行引進外國戰略合作伙伴，股權分置改革，中小企業板、創業板的設立，股指期貨的開放，到融資融券；每一步都會有反對的聲浪、質疑的聲音，甚至還有“賣國”的責難，這樣就使得我們的金融改革不能順利地向前推進。在一些人的阻撓之下，有關部門盡管已經提出了改革的措施，但也只能是放一放、等一等、看一看，而不能及時地抓住時機向前推進。這一點教訓是我們應該記住的。

　　這本書，我認為是作者思考的結果，我贊賞和鼓勵這種探索，也希望更多的有志之士關心我國的金融改革，而且要從戰略上來探討這一問題。我相信，只要我們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穩步推進我國的金融改革，就一定能使我國的金融在國際上有越來越多的發言權，以及越來越強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