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分清楚什么是公共產品，什么是私人產品，我們就會把“互聯網+”發揮得淋漓盡致，造福民眾。

　　上周在廣州舉行的一個《互聯網能否解決看病難？》的公眾論壇上，有與會者質問我：“既然現在很多醫院都開通了網聯網預約掛號，為什么在大醫院看病還這么難呀？”我說，這是一個“互聯網+服務管理”的問題，是服務營銷的范疇，我通過互聯網實現我的CRM（客戶關系管理），留住老顧客，吸引新顧客！這與個別醫院解決整個社會看病難問題是沒有關系的。相反，互聯網的介入，確確實實解決了不少的看病難的問題。

　　在美國，互聯網戰略早就上升到國家戰略，“互聯網+醫療”更是走在世界前列。而中國的“互聯網+醫療”戰略仍然處于猶豫、尷尬的階段，甚至需看“院長”臉色“行事”。不僅“互聯網+醫療”，“互聯網+其他”也正面臨著如何突破利益集團堡壘的問題。我認為，中國的互聯網醫療要解決四個問題：觀念、法規、技術和服務。觀念，是決策層、執行層對互聯網的認識程度問題，或是正能量或是阻力；法規，是保證互聯網應用從無序到有序發展的基石，既是安全問題，也是質量問題；技術，基本想到的都可以做到，不是主要問題；服務，就是運營商與醫院的競爭與合作問題。

　　“互聯網+醫療”，內容極其廣泛，意義非常深遠。它將打破的不僅僅是表面的“看病難”的瓶頸，更是對傳統觀念的一次猛烈的顛覆，是對傳統就醫模式的沖擊，是對原有的醫療（勢力）格局的改變。今天，我們要打破的是影響“互聯網+醫療”的利益格局，創造一個更加開放的醫療平臺與健康管理服務平臺。

　　早在2000年，我就在廣東省人民醫院建立了中國第一個互聯網預約平臺，把傳統的（電話、BB機、電報、傳真等，見《醫院前線服務》）預約模式建立在互聯網上，把醫院的掛號處延伸到社區與家庭（當時電腦與網絡還處于發展初期），大大提升醫院門診的效率，也方便了病人。那時，我還提出建立網絡床位調配系統，模糊分科，充分解決醫院床位不均和科室獎金不均的問題。很可惜，床位調配嚴重地沖擊科室的利益，也許會造成一些科室的萎縮、消失，所以至今沒有很好地實現。這個例子就是當今互聯網遇到的重要閘口。又如，“滴滴打車”、“優步”除了不利于出租車行業的壟斷之外，沒有其他不利的。如果有缺陷，可以完善之。顯然，這都是觀念與利益的問題。

　　若干年前，我就提出“互聯網+全科醫生”即“網絡全科醫生”概念。這是從互聯網的優勢出發，通過網絡實現我們正在推行的大部分全科醫生制度。這種方式總比我們用傳統的思維去硬性規定全科醫生要“家訪”多少次，去建立根本沒有意義的紙質健康檔案強吧！而且，我們可以通過網絡化的績效考核指標對全科醫生進行實時的績效管理，并通過服務分值計算“工分”，進而計算薪酬：底薪+工分（業績）。

　　假如一個全科醫生可以在網絡上完成公共衛生任務，而且效果是好的，那么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將“網絡全科醫生”制度化呢？這樣的網絡后臺管理不是比領導下基層督導來得更有效嗎？《意見》提出的“‘粉絲’經濟”的理念為什么不可以移植到全科醫生的服務上來呢？也有人質疑：老年人和邊遠山區怎么辦？這種顧慮，如果說嚴重點，就是“懶政”。對于老年人，不少已經會用“優步”、“預約掛號”之類的APP，即使不會用，比例也越來越少，況且我們還有實體的社區服務中心呀！如果說邊遠地區沒有網絡，那么我們為什么不加快行動暢通網絡呢？如果說網絡也有故障，可是道路也有塞車，也有事故，我們還是使用它，還是不斷地使它增速呀！所以，當我們的傳統模式也存在缺陷時，仍強求互聯網要十足，要毫無缺陷，這是不現實的！但是，互聯網有它的優勢，那就是更容易解決傳統的缺陷，這是值得我們充分利用的。

　　互聯網的思維是活躍的，在醫學與醫療的問題上是相輔相成的。互聯網不能解決醫學的問題，倒是可以解決很多醫療的問題。最近我也在政策上、技術上和運行模式上指導一個“體制內”的醫生小組開發“互聯網+社區醫療+醫生多點執業”的網絡系統；也在鼓勵一個商業公司用他們開發的智能護理單元與社區醫療中心合作，開展“居家醫療”、“居家護理（養老）”；也在鼓勵某投資者建立第三方檢查檢驗診斷中心。

　　互聯網是需要思維的，更要懂得醫療服務“產品”的屬性。只要分清楚什么是公共產品，什么是私人產品，我們就會把“互聯網+”發揮得淋漓盡致，造福民眾。互聯網對解決民眾“看病難”和提升民眾健康素質有著非常積極的作用。

　　廖新波（廣東省衛計委巡視員 網名：醫生哥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