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遺憾，在現實中流行的眾多激勵萬千學子高考的口號中，我們不僅看不到對理想道德、文化紀律、獻身精神、科學精神的追求，反而看到的多是為求一己之前途甚至榮華富貴的聲嘶力竭的叫嚷！

　　我們真的忘記了教育為什么而存在。教育的改革和發展不能迷失了方向——培養人是教育改革和發展的終極目的。

　　以“知識改變命運”到“能力改變命運”

　　在西方,英國哲學家培根有句名言：“知識就是力量。”這句名言來源于真實的歷史故事。古希臘偉大的數學家阿基米德是科學史上第一個將物理與數學融會貫通的人，也是第一個將計算技巧與嚴格證明融為一體的人。他不但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還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當羅馬帝國的軍隊侵犯自己的家鄉時，70多歲高齡的阿基米德挺身而出，竭盡自己的心智，為保衛國家而戰斗。傳說阿基米德制作了一面巨大的拋物鏡，把陽光聚焦后反射到羅馬的戰場上，燃起熊熊大火，使羅馬士兵無一生還。他還發明了一種投石器，能迅速投出大量的石子，把逼近城墻的士兵打得頭破血流。羅馬軍隊的統帥馬塞爾沮喪地說：“我們是在同數學家打仗!他安穩地呆在城里，卻能焚燒我們的戰場，一下子擲出鋪天蓋地的石子，真像神話中的百手巨人。”有鑒于此，培根寫下了“知識就是力量”的名言。

　　在我國，流傳著一句與“知識就是力量”極其相似的名言——“知識改變命運”。有人說，這句話是李嘉誠先生提出來的。人們認為，這是李嘉誠先生對自己成功經驗的最精辟的總結。事實上，在整個人類的發展史中，知識一直扮演著促進人類進步與發展的最重要的角色，任何一個時代的人都不會忽視學習和知識的重要性。

　　遺憾的是，“知識改變命運”這一口號，已成為鉗制人們教育思維。其根源就在于，人們在日常的中小學教育中把知識等同于書本知識，已經把知識的來源“窄化”為教材、教輔、作業。

　　1933年3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大夏大學作過一次著名的演講，主題是《創造的教育》，其中，他講道：“我現在再講行動，關于教育上的行動。中國現在的教育是關起門來干的，只有思想，沒有行動的。教員們教死書，死教書，教書死；學生們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所以那種教育是死的教育，不是行動的教育。我們知道王陽明先生是提倡‘知行合一’說的，他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先要腦袋里裝滿了學問，方才可以行動，所以大家都認為學校是求知的地方，社會是求知的地方。好像學校與社會是莫不相關的，以至造成一班只知而不行的書呆子……現在我要把他的話翻半個筋斗……就是說‘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當年陶行知先生所講的“死的教育”，是對今天一些地方“只知升學、不知教育”的應試教育最貼切、最形象的概括。這種教育之所以無法真正培育人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力量，就在于這種教育是與人的生活與實踐相脫節的教育，無法做到學以致用；這種教育本身沒有真正賦予人們就業謀生、終身發展的能力和本領。

　　那么，這種圍繞著單純的應試教育而進行的知識教育到底排斥了什么——這種知識教育從本質上是不重視人的德性成長的教育，因為這種教育是脫離生活、脫離社會的教育，而人的德性成長從根本上是無法脫離生活與社會的；這種知識教育是忽視體育和美育的教育，因為從教育者對教育科學的認知而言，他們不認為人的身體素質與審美素養與知識教育具有內在的聯系，加上這種教育本身與考試無關，或者說，無法在考試中得到價值體現；這種知識教育從本質上是排斥對人的創新教育與實踐能力教育的，因為人的創新能力與實踐能力的養成，從形成機理上講，是離不開實踐與探索的，而圍繞應試教育進行的知識教育本身是脫離甚至排斥實踐與探索的。正因為如此，這種知識教育本身無法真正承載起改變人的命運的神圣使命，因為這種知識沒有真正的力量。

　　在學校教育價值理念文化中，人們之所以信奉“知識改變命運”，關鍵是，人們仍然相信通過課本知識的學習去應試———能夠“一考定終身”。是的，在1977年剛剛恢復高考的一個階段，在少數人才有機會上大學的時代，在社會各界普遍感到人才匱乏的時代，那“一考”確實具有“定終身”的魔力：“定身份”——考上學，就成為國家的人，可以吃“國庫糧”；定工作———考上學，畢業時就包分配，獲得“鐵飯碗”；“定保障”———考上學，就意味著有房子住，有退休金，幾乎一輩子都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