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要求力爭到2025年，體育產業總規模超過5萬億元，成為推動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國家發改委在11月26日的發布會上進一步強調，要全面取消商業性和群眾性的比賽賽事的審批，凡是法律法規沒有禁止的領域都要向社會開放。隨著減政放權的推行，賽事運作、媒體轉播等核心資源將逐步放開。體育服務、職業體育等細分市場前景廣闊，體育制度改革紅利和體育市場化發展值得期待。

　　“鼓勵社會資本采取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方式，參與項目建設，放寬市場準入，積極支持體制機制改革。比如在體育領域，要求全面取消商業性和群眾性的比賽賽事的審批，凡是法律法規沒有禁止的領域都要向社會開放。”

　　在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后，國家發展改革委社會司司長王威的這番話進一步鼓舞了參與到體育產業中的民營企業家們。

　　“取消商業性賽事審批權，這是個十足的好消息。”北京中體博藍負責人秦錚高興地說。

　　秦皇島喬氏臺球運動推廣有限公司總經理喬冰認為，整個中國體育產業的春天快來了，這是中國體育產業一次蓬勃發展的歷史機遇，全民參與的熱情被釋放，資本參與的瓶頸被打開，這些都將使中國體育產業迸發出驚人的活力。

　　“取消商業性和群眾性體育賽事審批”無疑被業內看做利好，甚至有民間辦賽力量將其看作體育行業的“第二次改革開放”。

　　賽事審批繁瑣費用高昂

　　國外辦體育商業賽事，主要是備案制，承辦方到當地主管部門，以及治安、消防部門去備案，只要賽事合法就可以辦。但國內辦商業性賽事，需要當地體育局、國家體育總局等相關部門一級一級地審批，門檻高、時間長。

　　今年4月，在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姚明就列出了賽事審批的三大弊端：

　　第一，體育管理部門收取不菲的審批費用，卻并不提供實質性的服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權力尋租”；

　　第二，以行政之手干擾了本來可以由市場來調配的資源配置，客觀上形成壟斷，抑制了部分市場主體的辦賽熱情和良性競爭，嚴重阻礙了社會力量辦體育的熱情；

　　第三，造成人為設立辦賽“門檻”的事實，使得體育消費呈現“兩極化”——要么是大型的職業賽事，要么是完全免費的群體活動。大量中小型成本的賽事由于邁不過辦賽的高門檻而被放棄，而這正是體育產業參與實際人群最多的一塊。

　　曾經運作過2011年意大利超級杯北京賽、巴克萊英超亞洲杯·北京賽以及2012年圣殿杯英超足球挑戰賽、英利杯中德足球友誼賽等眾多賽事的秦錚對此深有感觸。

　　“以意大利超級杯為例，我們得先拿到政府準許舉辦賽事的批文，然后才能與外方聯系，推進下一步的工作。”秦錚說，足球賽事的審批程序非常繁瑣，政府、公安、消防、衛生、交通，幾乎每一個環節都需要審批。如果沒有意外，每一項審批大約會在30天到45天之間完成。

　　為了舉辦意大利足球超級杯賽，秦錚首先要找的主管部門是中國足協，公司需要向足協繳納一定數額的管理費。“按賽事級別和規模不同，管理費大約是在30萬、50萬和100萬元幾個檔。”這些審批環節中，秦錚稱安保最為苛刻，費用也最高，“在‘鳥巢’辦一場比賽，現在的安保費用約在250萬元左右。就算是放在工體，也得需要70萬到100萬元。”

　　審批手續繁瑣產權歸屬無保證

　　辦賽難、辦賽貴已經夠讓人心煩，更讓人頭疼的是賽事產權歸屬審批方，用喬冰的話說就是：即使賽事辦得再好，也無法獲得產權，企業切身利益確實受到了影響。這直接導致了民間辦賽資本不活躍，民間辦賽動力不強。

　　“2006年公司開始推廣中式八球項目，當時相關部門對此是不太認可的，因為他們認為斯諾克和九球這兩項運動才能和國際接軌，所以就和我們產生了分歧。但我們沒放棄，一直堅持到2009年，相關部門看到勢頭不錯，就開始對我們進行支持，發了批文，賽事也進入國家序列。直到2011年底，相關部門突然決定把企業運作多年的這項賽事交給行業中的另一家大企業來承辦，且沒進行任何解釋。”在舉辦賽事方面深受打擊的喬冰說，迫于無奈，我們只能重起爐灶，重新辦了一項叫中式八球大師賽，和以前的比賽打起了擂臺。

　　過去，在賽事審批制下，投資者苦心經營賽事，卻因賽事產權無法得到保證而利益受損；如今，賽事產權掌握在投資人自己手里，能保證投資者利益。

　　喬冰說，以前很少有大企業會對體育產業感興趣，但在政策松綁后，必然會有很多有實力的大企業進入到其中，加劇行業競爭，實現行業洗牌，在市場主導之下，體育產業有可能會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新亮點。

　　簡政放權，具體細則待落實

　　體育商業和群體賽事“審批制”被明文廢黜，讓業內人士直呼暢快，不過，體育改革并非一朝一夕，相關細則未落地前還不可太過樂觀。

　　業內人士分析，取消審批，降低了辦賽門檻，甚至打破了門檻，有利于盤活各種體育資源。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具有擔保性和權威性的主管部門，過去以“主辦方”姿態出現，日后若缺失，是否會造成一個管理的真空地帶？

　　除此之外，舉辦一場比賽除了需要審批之外還需要到公安、消防等部門備案，審批只是辦賽鏈條上的一環。如果沒有了政府審批的一紙公文，備案時是否會遇到更大的阻力？簡政放權后，具體應該“怎么辦”，“放權”放到何種程度，還需要更多時間觀察。

　　姚明也期待相關保障性的條文也要盡快配套出臺。“以前要辦一個賽事，拿到政府整套的審批文件后，主辦方就可以到比賽地找公安、衛生和消防等基礎保障性部門配合。新的政策背景下，如果取消了商業性和群眾性體育賽事的審批，那么這些賽事的安保、衛生等工作該如何來完成，主辦方拿什么憑證去跟公安、衛生等部門對接？”姚明說，“不能一個大審批權‘倒下了’，兩三個小審批權‘站起來’，這和國務院的要求與體育事業的健康發展是相違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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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賽事如何管？

　　美國紐約市通過設立紐約體育委員會對體育賽事進行協助管理，其他政府相關部門負責協調，具體操作主要由紐約市公司(NYC●Company)完成。該公司是紐約市的官方營銷、旅游、合作的非營利性組織，其管理從賽事選擇開始，到申辦、運作，最后以賽事評估為止。該公司年度預算40%由政府劃撥，60%由市場運作獲得，下屬的2000多家會員單位，包括博物館、酒店、餐廳、旅游組織和景點、零售商店等。

　　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政府通過設立專門大型活動公司———維多利亞大型活動公司進行賽事管理。政府負責體育賽事規劃，賽前鑒定與評估、賽中經費管理和賽后賽事評估，每部分都有明確對應的政府機構和政府指定部門，不涉及具體賽事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