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要讓地方政府的重心從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轉向提高質量和效益上，需要重新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宋曉梧建議，一是建立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公共設施基本完備作為衡量省、市、區是否協調發展的主要指標，盡快取消地方的GDP、投資等規劃指標，以保證全國政令統一、市場統一。二是對近年來形成的80多個國家級規劃，突出抓好西部大開發，其余跨省的重在指導，省內的由各省自行協調。三是地方政府要確保中央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的有效實施，加強對本地經濟社會事務的統籌協調，側重提供良好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維護市場公正、公平競爭秩序和社會安定。四是明確劃分各級政府事權財權。逐步將基本公共服務事權適當集中到中央，由中央統籌平衡各地基本公共服務的標準，并建立全國統一的基本公共服務經費保障機制。盡快將各級政府間財稅關系、責權劃分等基本制度以法律形式加以規范，杜絕“跑部錢進”的弊端，同時減少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

　　簡政放權要讓協會發揮作用

　　宋曉梧還指出，扭轉當前我國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傾向，除了要重新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與市場的界限外，發展社會組織也是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中央向地方放權，地方又向哪里放權？地方政府面對成千上萬個企業和分散的市場主體，由于缺乏各類社會組織的自律維權和相互協調機制，只能直接干預經濟和社會生活。地方政府不做市場、企業、社會組織、中介機構可以做的事，需要在國家法律框架內，發展完善社會組織，形成靈活的社會自協調機制，有效平衡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構建高效運轉的政府、社會（社會組織）、企業‘三維市場經濟’。”

　　談起本屆政府大力推進的簡政放權，宋曉梧給予高度評價，“前幾屆政府都提出過簡政放權的口號。此前，由于我國的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發展相對滯后，大部分社會組織都是官辦、官管、官方運作。這使得對社會組織的放權放不出去，表面上放了，實際上權還是在政府機構自己手里。本屆政府的放權，有一個很大的亮點，去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提出，到2017年基本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這改變了過去行業協會由登記機關和業務主管單位雙重管理的制度，為行業協會擺脫政府部門的行政控制提供條件。這比中央向地方放權、中央各部門之間分權重要得多。因為后者還是政府內部的事情，只有政府向市場、企業、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放權，才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避免‘一統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再統’的往復循環，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據悉，現在民政部門統計我國的社會組織有50多萬個，包括行業協會、各種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等。宋曉梧介紹，其實向社會組織放權，我國在地方上有很多經驗。廣東從2012年7月1號就取消了社會組織的雙重管理。北京、上海等地也有很多有益的探索。國家層面也明確開放了經濟類、慈善類、社會服務類的社會組織的注冊和準入。政府完全可以把一些事務委托給他們，向他們購買公共服務，用第三方來評價政策實行的效果，既有效，又公正。不過，宋曉梧提醒，“過去十幾年的經濟增長已經產生了慣性，或者說對地方政府形成了一種‘路徑依賴’,實際上在許多地方，層層落實分解GDP、投資、招商引資指標的情況還存在。地方政府要真正轉變職能，對本屆政府來說，這是十分迫切的任務。”

　　人物名片：

　　宋曉梧，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1947年出生，畢業于原北京經濟學院，獲經濟學碩士學位。研究員，博導。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國務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兼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黨組成員兼機關黨委書記、秘書長、宏觀體制司司長等職。現兼任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中國社會保障30人論壇成員。主要學術觀點被收入《中國百名經濟學家理論貢獻精要》；有關研究成果曾獲孫冶方經濟學獎、勞動部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二等獎，全國企業管理優秀論著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