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劉夢溪

　　■演講人簡介：

　　劉夢溪，原籍山東，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文化》雜志創辦人兼主編，北京大學兼職教授，2011年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他長期致力于中國文史與思想文化研究領域，主要有《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陳寶箴和湖南新政》、《紅樓夢與百年中國》、《論國學》、《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陳寅恪的學說》等著作。

　　■編者按：

　　著名學者陳寅恪學說的觀念依據和研究方法，以及平生治學累積的重大創獲，與他的為學境界和人格精神是分不開的，可以說互為表里，內外無間。劉夢溪先生指出，“現代學者中，很少有像寅恪先生的著作那樣，里面蘊含著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有時你甚至會感到這種力量過于滯重，仿佛不是每一篇文章，或每一句話，而是每一個字都有千鈞之力。”那么，陳寅恪的著作中具有哪些精神維度值得現代學者所借鑒？且看劉夢溪先生在本期講壇版的條分縷析與娓娓道來。

　　■閱讀提示：

　　■寅恪先生的憂患意識和悲劇意識來源于對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的深層了解，特別是對晚清以來百年中國文化與社會變遷的深刻了解，是一種文化情結，實帶有理性認知的自覺性，而非一時一事所引發的情緒。

　　■陳氏一門的優美門風，究其原因底里，實與乃祖陳寶箴和乃父陳三立所代表的義寧之學的精神傳統直接相關。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里說：“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美，不同于凡庶，而優美之門風實基于學業之因襲。”

　　“貶斥勢利，尊崇氣節”

　　已故復旦大學蔣天樞教授在撰寫《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稿竟志感時說:

　　先生一生，大節巍然，操持峻潔，自少至老始終如一，有非視衣食若父母者所能喻。甲辰夏師贈樞序文，有“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實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等語。復以“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者相詔示。先生之情于斯可見。先生對于歷史文化，愛護之若性命。早歲游歷歐美各國時，仍潛心舊籍，孜孜不輟，經史多能暗誦。其見聞之廣遠逾前輩張文襄；顧其論學實與南皮同調。《觀堂先生挽詞》所謂“中西體用資循誘”者是也。

　　這是寅老信任的弟子對他一生學術精神和為學境界的極準確的概括。甲辰夏贈序事，指1964年夏天，蔣天樞教授赴廣州問疾，寅恪先生以《贈蔣秉南序》一文相贈。面對紛擾之寰宇，回顧數十年來的身世遭際，自知有可告慰者。因此特標舉歐陽修“貶斥勢利，尊崇氣節”之大義，以期對當時的人心世道和學術風氣有所匡正。

　　如果說寅恪先生在少年時期，當“海內尚稱乂安”、“朝野尚稱茍安”之際，就“懷辛有索靖之憂”、“知其將變”，那么在“遭逢世界大戰者二，內戰更不勝計”，飽嘗流離之苦之后，以75歲高齡“棲身嶺表”，且“失明臏足”，已意識到中國將有什么變化，因而以“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告慰友朋，并標舉“貶斥勢利，尊崇氣節”與弟子共相策勉？我對此雖不敢論定，但距寅恪先生《贈蔣秉南序》的撰寫僅兩年，便是1966年的夏天，華夏圣土之巨變奇劫，已震驚于世了。

　　越三年，即1969年的10月7日（舊歷己酉年八月二十六日乙卯）晨五時半，一代大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在廣州中山大學病逝，終年80整歲。那么，《贈蔣秉南序》中的“失明臏足，棲身嶺表，已奄奄垂死，將就木矣”等語，當是自作之讖，不意竟得到驗證。而寅恪先生逝后僅一個月零十四天，即1969年11月21日，其發妻唐曉瑩先生也溘然長逝。同年夏天寅恪先生曾預作挽聯：“涕泣對牛衣，冊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下聯的“廢殘難豹隱”句，固然是慨嘆自身失明臏足仍逃不過劫難，同時也含有雖經劫難氣節仍不或衰的意思。

　　寅恪先生于1953年曾作《詠黃藤手杖》詩，雖詠的是15年前在云南蒙自得到的一條黃藤手杖，但看做詠寅恪先生自己正無不可。詩中“歲久汗痕斑，染淚似湘筱”、“摩挲勁節間，煩憂為一掃”、“支撐衰病軀，不作蒜頭搗”等句，不正是寅恪一生遭際和人格精神的絕好寫照嗎？

　　問題是寅恪先生的為學境界和人格精神，都表現為哪些具體特征？什么是他的文心詩骨的力量源泉？

　　首先，寅恪先生是最具憂患意識和悲劇意識的學者。有的論者從心理學和病理學的角度加以解釋，認為寅恪先生長期雙目失明，后來又跌斷腿骨，必不可免地會影響到精神世界，因而產生消極悲觀的情緒，自屬可以理解。也許這樣分析不無道理，但畢竟不是主要原因。實際上，寅恪先生的憂患意識和悲劇意識來源于對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的深層了解，特別是對晚清以來百年中國文化與社會變遷的深刻了解，是一種文化情結，實帶有理性認知的自覺性，而非一時一事所引發的情緒。

　　早在《元白詩箋證稿》論元稹“艷詩及悼亡詩”章，對與此有關的問題即有極深刻的論述，他寫道：

　　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并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苦痛，終于消滅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舊不同之度量衡并存雜用，則其巧詐不肖之徒，以長大重之度量衡購入，而以短小輕之度量衡售出。其賢而拙者之所為適與相反。于是兩者之得失成敗，即決定于是矣。

　　這段論述，在《元白詩箋證稿》中，是為了評價元稹其人其詩而概括出來的一種社會與文化變遷的理論，但未嘗不是身處“新舊蛻嬗之間際”和“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的寅恪先生，從自身經歷中得出的一種認知。

　　《王觀堂先生挽詞》的序中提出的“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的論述，對寅恪先生自己也完全適用。而寅老所作之《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更作為一種普遍的規則鄭重提出：“寅恪以謂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這與《元白詩箋證稿》中所謂“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于消滅而后已”，意思是一樣的。看來寅恪先生自己，已把他何以最具憂患意識和悲劇意識解釋得清清楚楚了。

　　其次，寅恪先生視學術文化為自己的生命，治學的目的就在治學的過程之中，從“不藉時會”，“不假手功名”，不受世局及外緣的熏習影響。1942年為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所撰之序文，稱楊先生“講授于南北諸學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間輟。持短筆，照孤燈，先后著書高數尺，傳誦于海內外學術之林，始終未嘗一藉時會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與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見者，肥瘠榮悴，固不相同，而孰難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當有能辨之者”。

　　1943年序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也說：“先生與稼軒生同鄉土，遭際國難，間關南渡，尤復似之。然稼軒本功名之士，仕宦頗顯達矣，仍郁郁不得志，遂有斜陽煙柳之句。先生則始終殫力竭智，以建立新宋學為務，不屑同于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其鄉土蹤跡，雖不異前賢，獨傭書養親，自甘寂寞，乃迥不相同。故身歷目睹，有所不樂者，輒以達觀遣之。然則今日即有稼軒所感之事，豈必遽興稼軒當日之嘆哉？寅恪承先生之命，為是篇弁言，懼其羈泊西南，胸次或如稼軒之郁郁，因并論古今世變及功名學術之同異，以慰釋之。”

　　然則，此兩序是慰釋楊樹達、鄧廣銘兩先生，也是先生自慰自釋之語。可見寅恪先生為學之境界何等純正高尚。兩序均強調為學之道，須甘于寂寞，而對以學術為旗幟的“假手功名之士”，則痛絕而深惡之。

　　陳寅恪先生的《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一文，把魏晉之人物按對自然與名教的態度區分為幾種不同情況：嵇康、阮籍是自然而非名教；何晏之流是名教而非自然；山濤、王戎則老莊與周孔并尚，自然與名教兩是。此第三種人物最易名利雙收，寅恪先生稱其為“最無恥之巧宦”，本質上與“藉時會”、“假手功名”的所謂學者正復相同。“巧宦”和“曲學”是寅恪先生最不能容忍的為學的品質。

　　職是之故，他對身為學人而媚世求榮者，從來持鄙視的態度，戲稱其所作為是“女學”，即躬行“妾婦之道”。更以詩嘲諷云:“若將女學方禪學，此是曹溪嶺外宗。”另詩中還有“低垂粉頸言難盡，右袒香肩夢未成”句，這和1952年所作的《男旦》詩:“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華舊絕倫。太息風流衰歇后，傳薪翻是讀書人。”以及《偶觀十三妹新劇戲作》第一首：“涂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成姥女。滿堂觀眾笑且憐，黃花一枝秋帶雨”等等，蓋均為此輩畫像也。

　　第三，寅恪先生峻潔的操守和寂寞勤苦的學術風范，與江西義寧陳氏的家學淵源有直接關系。晚年的寅恪先生在憶及家世經歷時，曾這樣寫道：

　　寅恪幼時讀《中庸》至“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一節，即銘刻于胸臆。父執姻親多為當時勝流，但不敢冒昧謁見。偶以機緣，得接其豐采，聆其言論，默而識之，但終有限度。今日追思，殊可惜矣。至寒家在清季數十年間，與朝野各方多所關涉，亦別有其故。先祖僅中乙科，以家貧養親，不得已而就末職。其仕清朝，不甚通顯，中更挫跌，罷廢八稔。年過六十，始得巡撫湖南小省。在位不逾三載，竟獲嚴譴。先君雖中甲科，不數月即告終養。戊戌政變，一并革職。后雖復官，迄清之末，未嘗一出。然以吏能廉潔及氣節文章，頗負重名于當代。

　　試想，“以吏能廉潔及氣節文章，頗負重名于當代”一語，出自寅恪先生筆下，是何等分量。茲可見我們的大史家是以一種“負氣”般的自覺，來承續義寧一門的家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