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 網絡圖

　　正當各方都以為斯大林將出手牽制日本在東北的所作所為之時，事態卻忽然朝截然相反的方向發展。蘇聯非但未出兵干預，反而堅持所謂“不干涉政策”，對日本吞并整個東北地區的行為無動于衷，直至蘇聯在1932年第一時間承認“滿洲國”，并開始與日洽談出售中東鐵路。

　　“九一八事變”時，真正能左右東北局勢的國際因素是控制中東鐵路的蘇聯。斯大林由于情報缺失而完全錯判形勢，致使整個遠東格局產生劇變。在處理中國對日抗戰的問題上，蘇聯的外交策略基本上也大致遵循相似的套路，它從1937年到1941年的種種反復，或已能從“九一八事變”前后看出端倪。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關東軍虎石臺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在沈陽以北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引爆事先安放的炸藥。緊接著，關東軍立刻聲稱這是東北軍所為，隨即開始進攻北大營。深刻影響中國近代史與遠東政治格局的“九一八事變”由此爆發。

　　事變之初，舉世震驚。無論張學良、蔣介石，還是國內外各方面都根本沒有料到關東軍會采取如此赤裸裸的軍事行動，主動制造事端，挑起戰事。圍繞“不抵抗主義”的考證向來是“九一八”研究的核心問題，論及事變前后的外交情勢則多關注日本政府的政策經緯或國聯考察團的始末。然而，回溯歷史現場，當時真正能左右東北局勢的國際因素卻是控制中東鐵路的蘇聯。

　　自沙俄時代起，中國東北便是日俄相互爭奪的“主戰場”。“十月革命”后，蘇聯在“北滿”繼承了沙俄的大量利益，尤以中東鐵路為代表。布哈林在倒臺前，就將中東鐵路比喻為蘇聯插入中國的“革命手指”。在外界眼中，斯大林治下的蘇聯似乎從不會輕易放棄在中國東北的既得利益。1929年初，法國外交部官員便告誡顧維鈞，“蘇俄的現有實力，在遠東特別是滿洲制造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勢都是卓有余裕的”，所以“如果莫斯科由于受任何刺激而被迫行動的話，它是會毫不遲疑地做出明確有力的反應”。之后發生的事實完全印證了法國人的判斷——蘇聯果然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在“中東路事件”中教訓了敢于莽撞挑戰的張學良。日軍開啟戰端后，世人其實都在關心斯大林究竟會如何應對東北的重大變局。當時輿論普遍認為蘇聯即便只是擺出強硬的外交姿態，日軍行動也必受其牽制，東北走向將變得難以預料。于是，事變后數日間，國內外輿論均不約而同地揣度起蘇聯的態度。

　　9月21日，《民國日報》報道：“道里亞蘇俄軍已開始行動，顯欲增固邊防。”次日，《申報》與《中央日報》報載：“俄將進兵東路，借口華軍無力護路”、“日軍暴行未已，俄聲言進兵。”之后數日，蘇軍增兵中蘇邊境的傳聞隨之甚囂塵上，各大報紙更是積極渲染此氣氛。《大公報》就披露，“俄外長正式通知日本大使：蘇聯對日本向中東路繼續進兵，已不能再取旁觀態度。”海外媒體如《紐約時報》亦關注莫斯科動向，同樣認為蘇軍隨時可能介入沖突，諸如“蘇聯威脅將在滿洲采取行動”、“蘇俄派遣武裝人員支持奉系抵抗日人侵犯”這樣的報道不時出現在版面上。

　　日軍攻占沈陽后，蘇聯時任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確實高調對外宣稱：“此次中日沖突為不可避免之事”，并強調：日本的軍事行動并非只針對中國，其主要目標乃是蘇聯；蘇聯在遠東地區已進行了長達三年的軍事準備，完全有能力應付任何邊境事端。駐扎哈爾濱的蘇聯外交人員私下對奉張官僚表示：“在事件擴大時即以武力解決，中東路防范嚴密日人無逞能余地。”（王瑞華為報中東路理事會就日本出兵東北與蘇聯重要人物談話內容致張惠景電，1931年9月23日）事實上，雖然關東軍能在奉軍“不抵抗”的情況下迅速攻占東北大片地區，但在事變之初仍非常顧忌蘇聯的反應。日軍參謀本部多次告誡前線部隊：作戰時不要利用中東鐵路，避免刺激蘇軍導致其進行干預。得知日軍暫停向哈爾濱進軍并通知蘇聯其行動限于南滿東蒙的消息后，遠在南京的蔣介石便在日記中認定此為“俄外委李維諾夫向日本大使作口頭警告之結果”。美國駐長春總領事在給國務院報告中亦指出，如果日軍占領寬城子后，繼續向北推進，則必將會嚴重刺激蘇聯而迫使其干預。

　　正當各方都以為斯大林將出手牽制日本在東北的所作所為之時，事態卻忽然朝截然相反的方向發展。蘇聯非但未出兵干預，反而堅持所謂“不干涉政策”，對日本吞并整個東北地區的行為無動于衷，直至蘇聯在1932年第一時間承認“滿洲國”，并開始與日洽談出售中東鐵路。此間緣由究竟是“國際主義”妥協于“國家利益”，抑或是通過有計劃地對日綏靖而將“禍水”南引中國，常為不同立場的史學家所爭論。近年來，隨著蘇聯政治局及共產國際檔案解密，方才讓后人得以窺視斯大林決策的內情。當時的實際情況其實是斯大林由于情報缺失而完全錯判形勢，以致整個遠東格局產生劇變。

　　事變發生之時，斯大林本人并不在莫斯科，而是在黑海邊的度假勝地索契休養。由于事態緊急，聯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斯大林缺席的情況下，于9月20日匆匆召開會議商談中國東北局勢及對策。然而，莫斯科諸要員卻對當地情況一頭霧水，原本應負責匯報的加拉罕幾乎是一問三不知。這主要是因為自1928年后蘇聯在中國東北的情報組織便已處于癱瘓狀態；1930年后當地中共組織也屢遭打擊，根本無力向共產國際或蘇聯方面傳遞有用信息。至于蘇聯在日本的情報網則尚未建立起來，莫斯科方面直到1933年才派遣佐爾格去日本負責此工作。由于缺乏準確的情報來源，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李維諾夫及加拉罕組成的特別委員會只能依靠閱讀世界各大報刊的新聞來推測事態發展。22日，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人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坦承：對日本人的行動以及中國東北的實際局勢完全不清楚，也無法判斷這是日本打算徹底推翻張學良，還只是一次短時間的局部沖突（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給斯大林的電報，1931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