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公關扮演黑金掮客　犯罪鏈條日漸產業化

　　被卷入此案的上海潤言和深圳鑫麒麟，都是在業內堪稱領頭羊的財經公關公司。辦案民警介紹，在21世紀網大肆收取“保護費”的過程中，財經公關公司與之相互勾結、共同獲利，而且數額巨大。

　　犯罪嫌疑人、上海潤言公司董事長連春暉是該公司的創始人。她說，作為資深的從業者，自己見證了財經媒體公關行業的起源、發展和沉淪。

　　“2005年，A股上市公司進入股權分置改革。從這個時候起，部分‘先知先覺’的媒體就開始探索以負面報道相要挾的‘合作’模式。”連春暉回憶，上市公司開始關注到媒體壓力，有不少企業不得不花錢消災，這種模式由此初具雛形；在后來的企業上市高潮期，被更多媒體爭相效仿、直接復制，呈大范圍擴張的態勢。

　　上市企業對媒體態度的變化也令連春暉印象深刻。2009年開始，她去競標擬上市企業客戶時，對方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和媒體的關系如何？能不能消除負面新聞？”

　　“也就是說，擬上市企業已經把媒體工作替代路演推介，作為最重要的公關需求了。”連春暉供述。從2010年起，財經媒體公關行業的亂象越來越嚴重，無論是一線財經媒體還是二三線財經媒體，都想分一杯羹。如果企業沒有向各路媒體告知“合作”意向，則基本上難以幸免于負面報道。

　　紛呈的亂象還不止于此。專案組查明，為了將合作關系維系得更緊密，上海潤言、深圳鑫麒麟等財經公關公司還會對部分21世紀網高管“公關”，其手段既有請客、送禮，也有涉嫌行賄行為，金額從數十萬元到上百萬元不等。

　　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一些21世紀網的工作人員紛紛私下開辦公關公司，肆無忌憚地實行新聞敲詐。還有部分人員涉嫌內幕交易，故意以負面報道導致相關企業股價下跌，進而大量做空獲取巨額利益。

　　“這種扭曲的交易不斷生長，成為現實中的一大市場毒瘤。上市企業對這種媒體環境既恐懼又無奈，除了‘合作’別無選擇，基本上被綁架了。”連春暉說。

　　然而，這種媒體環境卻成為了財經公關公司與一些財經媒體“互利共贏”、非法牟利的溫床。

　　犯罪嫌疑人、上海潤言公司執行董事陶凱供述，自2009年起，潤言公司就開始與財經類媒體合作，促成企業客戶與媒體簽訂“廣告合同”，換取媒體對企業客戶的負面新聞少報道、不報道的效果，即所謂的“媒體維護”“有償沉默”或“有償不聞”。

　　“實際上，我們成為了這些媒體收取‘保護費’的幫兇。”陶凱說。

　　劉冬在供述中也談到：“為防止我們報道企業的負面新聞，財經公關公司會物色即將上市的企業，以簽訂廣告合同的方式提前‘拜山頭’，主動讓我們封口。”

　　“財經公關公司的生存之道就是左右逢源。”辦案民警說，對于上市公司來說，出于對負面新聞報道的擔心，對其有所求；對于財經媒體來說，如果有良好的合作關系，也可以擴大“廣告客戶”的來源。特別是媒體為了規避風險，不愿意直接出面與企業簽“廣告合同”的情況下，財經公關公司就是極重要的牽線搭橋者。

　　陶凱交代，財經公關公司的收入主要來自四種方式：一是與企業客戶簽訂合作協議，客戶交一筆媒體公關服務費，每年20萬至50萬元；二是為客戶辦酒會等活動收取的服務費；三是通過給媒體“拉廣告”的方式賺取返點，一般是廣告合同標的額的5%至10%；四是作為代理，賺取給媒體“拉廣告”的差價。

　　對于這個“差價”，陶凱做了進一步解釋：“具體來說，如果我和客戶談下來的廣告合同標的額是30萬元，但我和媒體談下來的是20萬元，這樣我就有10萬元的差價。”

　　“廣告合同”的覆蓋面之廣更令人咋舌，基本囊括所有上市企業和擬上市企業—連春暉交代，如果是擬上市企業，“廣告合同”的有效期會持續到該企業上市；如果是上市企業，則需要每年都和媒體簽訂“廣告合同”。

　　初步審計顯示，2009年以來，上海潤言公司營業額達十數億元，深圳鑫麒麟營業額達數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