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頻繁非法測繪中國難稱巧合

　　自古以來，地理信息就被各國視為“國之重器”，不可予人。繪制敵方地圖是準備戰爭的“必修課”，奉送己方地圖則是割讓城池的“見面禮”。清末民初，日本曾派遣大批人員到中國進行地理測繪，國人并不在意。至抗戰爆發，我們才驚奇地發現，日軍使用的地圖竟然比我們自己的地圖精確何止數倍。山川河流、道路礦山甚至一樹一屋，皆清清楚楚，明確標注，以至于我們會把繳獲的日軍地圖作為重要戰利品。日軍能夠迅速攻陷大半個中國，并利用中國的資源“以戰養戰”，與準確掌握中國的地理信息有著莫大的關系。由此可知，針對他國的地理測繪絕非“個人”興趣，更與“友好”無關。我國有專門法律對測繪行為進行規范，外國人如果違反這一法律在我國境內進行地理測繪，皆可視為非法測繪，嚴重者即構成間諜行為。

　　時至高科技武器盛行的今日，地理信息的戰略價值更不言而喻。電視中精確制導武器的“千里穿楊”靠的就是平時通過各種手段對潛在對手地理精確坐標的掌握。因此，一國的關鍵基礎設施、軍事設施和其他敏感設施的地理信息絕對是不可示人的國家機密，而實地測繪仍是獲取上述信息難以替代的重要手段。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這些年針對我國的非法測繪越來越多，屢禁不絕。有人開列了在華實施非法測繪的外國“黑名單”，居于前兩位的是日本和美國。兩國在06年12月簽署了《地理空間情報合作官方文件》，約定相互提供各自掌握的世界各國詳細地理信息，而日本自抗戰結束以來再次高頻度“測繪中國”就始于同年。兩者間的聯系耐人尋味，恐難用“巧合”一筆帶過。

　　但“巧合”的是，同樣是這些國家，在把中國作為重要測繪目標的同時，又慷慨地將全球“首屈一指”間諜國家的頭銜授予中國。政界、學界、媒體多管齊下，口誅筆伐，稱在中國政府支持或默許下，中國間諜活躍全球，無孔不入，竊取軍事機密，侵犯知識產權，發動黑客攻擊;又稱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國力壯大，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這些間諜活動云云。盡管沸沸揚揚，雷聲滾滾，這些國家卻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證據，往往給人以栽贓陷害之感。我們應該都還記得十幾年前的“李文和案”，將其概括為一場別有用心、虎頭蛇尾的鬧劇，再恰當不過。

　　從一起起鐵證如山的非法測繪案，到一次次莫須有的間諜鬧劇，都在提醒我們，國家安全還需警鐘長鳴。任時代發展進步，國家安全都將是各國特別是大國間競爭和博弈的重要內容。這一點，既體現在對戰略安全優勢的爭奪上，也體現在對安全話語權的搶占上。

　　我們應著力消除國家安全隱患。以非法測繪為例，我們目前基本采取行政處罰手段，不外乎沒收了事，罰款走人，難以達到以儆效尤的效果。我們應根據形勢發展，從立法、執法等方面加大懲戒力度，樹立我們的主權和法律威嚴，以切實維護國家機密和安全。

　　測繪數據關乎國家安全

　　近年來，隨著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一些境外組織或者個人對我國重要地理信息等相關情報的關注度日益提高。其中，合資合作開展科研、考察、旅游、登山等活動都有可能成為涉外違法測繪發生的領域。

　　國家測繪局政策法規司副司長馬赟曾指出：高精度的地理空間信息數據如果運用到制導武器系統中，如巡航導彈，在戰爭中敵人就能遠程精確打擊重要目標，對國家的安全也構成威脅。關鍵設施的坐標、地形、地貌、地質、海洋等地理空間信息的精確數據都屬于國家機密，各國無不嚴加保守。

　　發現竊取地理信息可報警

　　近年來，在陜西省發生的竊取地理信息的行為都帶有隱蔽性，境外人員往往假借科學研究、旅游探險的形式進行，且往往與我國人員在一起，利用國人當掩護。但如果留心觀察，這些人員還是能被識別。

　　這些竊取地理信息的人員與普通旅游者不同，他們對沿途風景不太關心，對標有軍事管理區的路牌視而不見（軍事管理區一般都有英文翻譯），拿著類似指南針的坐標定位設備或外文版地形圖，走走停停，很像在找尋某件物品。他們往往利用GPS接收機采集具有明顯特征的房屋角、獨立大石、獨立大樹等的坐標，往往將前進路徑或采集的信息在地形圖上標注。

　　手持GPS接收機是類似手機的物件，體積一般有3-5個智能手機大小，顏色單一，略顯笨重，往往與地圖一起使用。

　　希望在軍事管理區附近生活的群眾，能夠關注陌生人員的上述行為，發現他們有采集坐標、進入軍事目的地的舉動時，及時向當地公安或部隊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