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獨董”退潮　仍需警惕盲區

　　從2006年《公務員法》首度明確官員退休后的“冷凍期”，中紀委、中組部歷年來已多次規范干部在上市公司兼職行為；財政部、教育部等部門甚至專門下發工作人員在企業兼職行為的暫行規定，明確所在系統副處級以上級別干部不得在外任獨立董事。

　　然而，“官員獨董”選任不夠透明，“根治”仍缺乏長效約束機制，依然使官員獨董數量不在少數。這類現象就帶來了三重弊端：削弱反腐效果、抬高企業成本、潛在不公平競爭。

　　一是借助任后“變現”，削弱反腐效果。據中紀委通報，國家發改委工業司原副司長熊必琳已因涉嫌嚴重違紀被查。其退休后就一直擔任上市公司西王食品的獨立董事。中國人民大學原招生處處長蔡榮生落馬前，也曾身兼7家上市公司及非上市公司獨立董事。

　　“要警惕部分官員在任時為企業謀取非法利益，當時沒有收取好處，離職后到企業任職‘安全著陸’或兌現好處，成為受賄的一種隱蔽途徑。”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說。

　　二是多種途徑隱性兼職，抬高企業成本。赴上市公司等公眾公司兼任職，還只是獨董江湖的一個縮影。非上市公司是我國企業總量的主體，這些非公眾公司同樣也設有獨立董事等“外部式”職務，而赴民企任監事、非執行董事等顧問性職務的情況更為隱蔽。

　　三是助長了企業間競爭的“灰色因素”，還可能帶來不公平競爭。一些企業表示，由于行政隸屬之便，國有企業在引入曾經的監管者方面具有優勢。“這可能形成市場競爭中的天然優勢，對認真做事的企業也是不公平的。”一家民營創業板上市公司董秘表示。

　　減少尋租空間　遏制兼職“隱性生長”

　　專家認為，規范“官員獨董”現象，只是完善獨立董事制度的第一步。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劉勝軍認為，從根本上看，既要重新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又要形成現代企業治理機制，促進獨立董事真正地盡職。

　　如何減少尋租空間，遏制兼職行為“隱性生長”，使獨立董事真正成為國企、上市公司的第三方監督者？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建議，對離開領導干部崗位的官員，也要進一步加強任后匯報、財產審計等權力追蹤約束。

　　中組部數據顯示，《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下發后，我國已清理黨政干部在企業兼職4.07萬余人次。記者從上交所獲悉，主板上市公司已將約束中管干部退休任職、高校領導干部校外兼職等規范，納入獨立董事任職合規條件。

　　上海市徐匯區政協委員、上海律師協會公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吳冬認為，要約束“官員獨董”背后的利益交換現象，仍需要從財產公示、任后審計等制度建設入手，設立更多的長效機制。“此外，獨立董事作為資本市場的制衡者，其選任和薪酬機制也應當有所優化改進。”

　　長三角一家民營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就表示，仍需治理部分上市公司及非上市企業中的官員兼職現象，避免以權力謀求市場優勢地位。此外，還要通過建立市場標準，約束上市公司大股東任意選獨董的行為。

　　劉紀鵬則建議，由上市公司協會或者證券業協會來實施獨立董事的人才儲備，遴選上市公司獨董采取隨機抽取，避免“人情獨董”、“關系獨董”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