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國正在向更高的目標攀登，中國夢的璀璨光芒在前方召喚，歷史在新的起點期待新共識。鄧小平為改革開放創造新共識的勇氣和智慧會激勵今天的中國人追尋更偉大的夢想。

　　最近，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引發了社會的高度關切。人們通過這部電視劇重新回顧了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的功績，也重新認識了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發展的深刻意義和價值。這其實既是對于過去的重溫，也是對于未來的期望。從今天歷史所到達的“點”上“回溯”鄧小平為這個國家所做的一切，我們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他所開創的道路對于中華民族所具有的意義也能夠更為人們所理解。其實，對于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的看法，就是要根據人們把國家的使命托付給他的時候和他離去的時候的狀況，以及國家此后的發展來進行評價。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今天的發展給了鄧小平和他所開創的事業最堅實的“支撐”，讓他的形象能夠在歷史中得到世界的高度肯定。他不是歷史的匆匆過客，他沒有辜負他的使命和責任，他把一個國家帶到了一個新的天地。這部電視劇敘述的時段止于1984年“十一”天安門前的“小平您好”，但其實他所承擔的一切此后仍在展開，而他在歷史考驗面前的擔當和勇氣讓歷史的航向始終延續，直到今天。我們這幾代中國人都是在“鄧小平時代”成長起來的，追念鄧小平，其實也是了解自己的歷史，為未來增添信心和力量。

　　重新回到當年思考鄧小平對于中國的貢獻，可以看到的是他的歷史的眼光和對于全球格局的高度清晰的把握，在于他對國家發展和富強的追求的堅定性和在具體策略及步驟上的靈活性的完美的統一。他對于未來的想象力和實現這種想象的執行力都讓人嘆為觀止。在中國這樣一個極為復雜的大國，他能夠讓國家的最復雜而深刻的轉型進行得相當平順，而且讓人民在這個巨大的轉型中始終得到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這些提升正是在轉型中獲得的。而他所面對的轉型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從封閉走向開放的過程，其實充滿了各種不同選擇的博弈，充滿了各種不確定的因素，但鄧小平的工作讓一切得以清晰。我們今天所討論的“中國道路”、“中國模式”都是由鄧小平所開辟的。時勢造英雄，因緣際會，中國在那個歷史時刻選擇了鄧小平；英雄造時勢，鄧小平無愧于中國和時代的選擇。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大發展，當然承接了新中國的歷史的積淀，但將這些歷史積淀成功地轉型，獲得新的發展則是上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的這個“新時期”的歷史所決定的。這一發展的核心恰恰是中國的全球化和市場化進程打破了原有的“內”“外”界限和中國固有的失敗和屈辱的歷史角色。中國從此從自己的近現代歷史的規定性中解放，獲得了新的空間定位，這一定位可能還并不完全清晰，對于它的評價也還有不同視角，但變化帶來了新的全球性的形象則是沒有疑問的。同時，中國內部的改革，尤其是經濟改革也為這一變化準備了歷史條件。中國巨大的勞動力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解放，開始在一個新興市場中追逐夢想，尋找新的機會改變由于過去的匱乏帶來的巨大壓力，而低廉的勞動力和土地價格給了這個國家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于是中國改變世界的歷程伴隨著“冷戰”的終結而意外地開始了。實際上，中國歷史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發展正是中國內部變化和世界變化不可思議的同步的結果。在中國內部出現的跨出原有匱乏和壓抑時代的強烈要求，正好和一個正在到來的、全球性的信息時代由于交易成本下降而產生的大量剩余資本之間有了一個歷史性接合。中國人民的消費渴望和勞作獲得更多收入的熱情以及資本的共舞帶來的結果讓世界和中國共同改變。中國歷史其實由于全球空間的變化而展現的活力已經成為一個新的時代的最佳表征，這里的“大歷史”的變化可以說是出現了黑格爾“理性的詭計”的結果。中國已經展示的新形態無疑已經超越了現代性歷史的限定，展開了新篇章。這一切的來源當然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努力和奮斗，但這也是鄧小平所指引的方向帶來的。他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激活了中國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夢想，讓人們通過自己的努力創造自己的未來成為中國人的新“共識”。所以，新加坡原總理李光耀許多次提到他最佩服的人是鄧小平，《對話李光耀》一書指出：“李光耀看重已故鄧小平，不只是因為鄧小平是一個強勢的領導，帶領一個發展不均衡的大國前進，他也是劃時代的華人領袖，扭轉了歐洲人一直以來高高在上的姿態。華人的大時代來了。在這個宏愿下，一切不可阻擋。”

　　我認為，今天追念鄧小平，最重要的是要追念他的精神。這精神一是擔當的勇氣，在國家發展的關鍵時刻，他的無畏的擔當，勇于負責的氣概在今天仍然是領導者最關鍵的素質。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他有力挽狂瀾的堅定決心和一往無前的勇氣。二是實踐的智慧，他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切通過實踐來檢驗的精神和高度的靈活性與多重溝通的能力。這些智慧今天仍然是中國發展的最寶貴的經驗。今天的中國正在向更高的目標攀登，中國夢的璀璨光芒在前方召喚，歷史在新的起點期待新共識。鄧小平為改革開放創造新共識的勇氣和智慧會激勵今天的中國人追尋更偉大的夢想。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