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中新網記者談道，對于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應當從三方面入手，一是上級部門、領導考核，二是同級考核，三是下級考核。但值得注意的是，下級考核多淪為“花架子”。

　　“在群眾監督過程中，往往存在有效性差、水分大、第三方未能充分發揮作用等問題。”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接受中新網記者采訪時指出，尤其地方政府“一把手”權力過大，監督缺位，值得警惕。

　　王敬波亦指出，對政府部門的監督，既要重視自上而下的監督，包括巡視組、暗訪工作組等，更不應忽視自下而上的群眾監督。

　　鐘君特別指出，在自下而上的監督中，應當引入具有專業資質的第三方機構或個人。

　　受訪學者多表示，應加強對政府行為的監督，鐘君認為，目前群眾監督多以問卷調查、電視問政、媒體監督、網絡評議等方式出現，不具備主導作用。

　　竹立家也提出，各級人大應當肩負起更多責任，進一步扮演好制度監督的角色，在他看來，這“比群眾監督更有權威性和有效性”。

　　消弭政績考核尷尬

　　應從“結果導向型”向“過程導向型”轉變

　　去年12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就下發了《關于改進地方領導干部政績考核的通知》，其中明確要求，要完善政績考核評價指標，加強對政績的綜合分析。要根據不同地區、不同層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的職責要求，設置各有側重、各有特色的考核指標；全面歷史辯證地評價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的政績。

　　這一官方文件進一步明確，要注意識別和制止“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防止和糾正以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換取經濟增長速度，防止和糾正不作為、亂作為等問題。

　　據此，鐘君前瞻了未來對地方官員政績考核的趨勢：要根據地方的主體功能區來進行細化區分，要應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

　　“經濟發展區域，考察經濟發展指標；生態涵養區域，考察綠化、生態、環保指標；社會管理復雜的地區，則考察群眾對公共服務的滿意度。”在鐘君看來，最重要的，是要從“結果導向型”向“過程導向型”轉變。

　　如何破解地方政府頻頻應付上級檢查的尷尬局面，鐘君表示，上級政府機關對地方的考察，應當集約化、集中化，取消不必要的檢查，減輕地方政府的負擔。

　　王敬波也表示，地方政府職能和社區功能的下放承接過程中，應當有清晰明朗的思路和界限，破解職權不清、累贅繁復的行政職務，需要明確每一層級的具體功能，避免“一個社區掛60塊牌子”的現象。

　　除此之外，專家還提出，亟需建立完善的問責制度，問責層級要具體、清晰，避免事故后出現由“臨時工”頂罪的現象。

　　其實，在官員問責方面，中國已經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近期，中央紀委機關、中央組織部、中央編辦、監察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審計署及國資委聯合印發了《黨政主要領導干部和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經濟責任審計規定實施細則》。

　　鐘君指出，作為對2010年中辦、國辦印發的《黨政主要領導干部和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經濟責任審計規定》的進一步細化，這一細則將集體負責制轉換為個人負責制，要求主要黨政領導和國有企業負責人就其決策和決策結果承擔明確的個人責任，值得期待。

　　“對于出現嚴重決策失誤、帶來經濟損失或惡劣社會影響的領導干部，必須追責到個人。”竹立家特別強調，有了明確的責任主體，領導干部在拍板做決定的時候才會有所顧慮、才會更加謹慎。（杜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