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來源之一：

　　對施存統的監視與偵控

　　日本警視廳所搜集到中共一大情報的可能來源之一是對旅日中國留學生施存統在日本的監視與偵控。

　　1920年6月，施存統經戴季陶介紹和推薦，來到日本讀書，住在戴季陶的日本朋友宮崎滔天的家里，而宮崎滔天的長子宮崎龍介，是日本著名社會活動家，曾經是東京帝國大學新人會的發起人之一。施存統剛到日本時與無政府主義分子有過接觸，使得日本警察的監視網開始對施存統進行偵查。

　　經過一段時間對施存統行動、住宅、通訊等方面的監視，日本負責擔任中日之間“防范無政府共產主義”的警視廳外事科發現，施存統就是“極端地排斥儒教否認忠孝的《非孝》的作者”，“出入宮崎滔天家，并購閱支那報紙雜志”的人。

　　隨即日本警視廳加大了對施存統的監視與偵控。

　　一段時間以后，1921年4月23日，日本警視廳的報告稱：“施存統已經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而是一邊與陳獨秀、李達等上海共產黨互相聯絡，一邊與正在籌備成立日本共產黨的堺利彥、高津正道等日本社會主義者接觸”，成為日本警視廳要“注意的支那人”。從現存的資料來分析，日本警視廳是通過對施存統發往國內信件的非法檢查而發現端倪的。

　　報告進而稱：“施存統有同上海該主義者鶴某（即李達）與我國（指日本）社會主義者共謀近期于上海召開秘密會議商議該主義之宣傳方法之疑。”而李達寄往日本的信件及日本社會主義者準備發行的秘密刊物，都是由施存統接收、轉交、傳遞，這時的施存統已經充當了“溝通中日兩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橋梁”的角色。

　　但眾所周知，出席一大會議的旅日代表是周佛海，而不是施存統，他們兩者之間是什么關系？

　　最重要的可能性：

　　施存統信件被日方截獲

　　當時，周佛海在日本鹿兒島的第七高等學校學習。陳獨秀寫信要施存統聯絡日本同志，實質就是指施存統與周佛海兩人，以及當時在日本的彭湃、楊嗣震和林孔昭等中國人。而日本警視廳在監視其往來信件時，誤認為還有日本本土人士如高清正道、山崎今朝彌等在準備成立共產黨。

　　而偏偏此時高清正道出版了一篇介紹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文章《支那的布爾什維克運動》，文章中不但非常具體而詳細地列舉了中國“布爾什維克信奉者”的真實姓名，如陳獨秀、李大釗、戴季陶等，還列舉了機關刊物《共產黨》，最為不應該的是把活動內容和地方組織所在地也公布于眾。據高清正道講，此文是經過施存統的指教，為此還深表感謝。

　　這無疑也為日本警視廳偵探中國共產黨成立及大會事宜，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建黨初期，由于在年輕的革命者中普遍存在的建黨心情迫切、保密知識匱乏，以及自我保護意識欠缺等罅漏，又受到1919年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和勝利后喜悅的充斥，安全已經被逐漸淡忘。到了1921年的5月，處在反動勢力高壓下的施存統已經頻繁領教到日本警察的騷擾，時常被日本警察跟蹤，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接著，1921年6月，施存統被日本警視廳逮捕，并“接受警視廳外事科的訊問”。蹊蹺的是，此時正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到達上海，中共代表準備在上海召開一大的時間。

　　由此分析，上海通知“日本同志”出席上海中共成立大會的信件，可能早就被日本警視廳所截獲。

　　資料鏈接

　　闖進一大會場的“包打聽”

　　包打聽是以服務于上海各個帝國主義租界，用于負責打探對租界治安、秩序等不利行動或活動的密探、巡捕、捕房的俗稱。負責監視、監管社會面，對可能給其統治和治安造成威脅的一切組織和活動嚴加防范。其中，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是他們要捕獲的最大目標。

　　闖進中共一大會場的“包打聽”叫程子卿，江蘇鎮江人，1885年出生，1900年到上海謀生，在碼頭做搬運工時與洪幫頭子黃金榮結識并拜為兄弟。1905年，洪幫為在法租界找到依托，經黃金榮介紹，派程子卿進入法國巡捕房，先后任巡捕、政治組探長、政治部主任。以后也曾為社會進步人士做過一些有益的事情，曾引起國民黨右翼分子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