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10余年間，被看作是“草根”金融的農信社經歷了一輪深化改革的洗禮，農村合作金融機構隊伍不斷壯大，同時，化解了潛在的系統性風險，并建成了基本契合國情的管理體制和產權制度。面對金融改革的整體形勢，在走向現代金融企業的道路上，農信社正不斷探索讓農民享受與城里人一樣的金融服務的路徑——

　　2003年，全國農信社新一輪深化改革大幕拉開，此后，首批8家省級聯社在2003年和2004年陸續成立。10年來，農信社在改革過程中克服了哪些難題？下一步行進的方向在哪里？未來將如何處理好“市場化”與“政策性”的矛盾？《經濟日報》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和業內人士。

　　從“拾遺補缺”到“主力軍”

　　改革前，在以農村信用社為代表的我國農村合作金融機構體系中，資產質量差、歷史包袱重、經營效益低、潛在風險大、總體形象不佳等問題普遍存在。10余年來，農村合作金融機構隊伍不斷壯大，在整個農村金融系統中的地位也從“拾遺補缺”發展成為“主力軍”。

　　“不良貸款余額比改革前下降了1425億元，若考慮分類口徑變化因素，實際下降了5600多億元。不良貸款率降至4.1%，比改革前下降了32.8個百分點。”銀監會相關人士表示，即使考慮經濟反彈和隱性貸款入賬的因素，這個不良貸款率在農村地區也已處于非常低的水平。

　　“小法人、大系統”體制的產生是全國農信社這一輪深化改革的直接成果。國務院2003年提出兩大改革內容：以法人為單位的產權制度改革，直接結果是產生了不同產權形式和組織形式的眾多市、縣小法人；改革信用社管理體制，最直接的成果之一就是成立了省聯社，受省政府委托具體承擔對各“小法人”的管理、指導、協調、服務職能。

　　關于省聯社職能的轉變，國務院、銀監會總的要求是淡出行政管理，強化服務職能。“淡出行政管理不是不管，而是要權衡利害關系、分清輕重緩急，有重點、有差別地管。”山東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理事長宋文瑄在接受《經濟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他們將積極搭建統一的省聯社管理服務平臺，著力實現“小銀行大系統、小法人大平臺”，為法人機構業務發展提供有力支持，借此強化服務職能。

　　建成與國情相適應的體制機制

　　銀監會相關人士在點評農信社這些年的改革成果時稱，首先是發揮合力、攻堅克難，化解了潛在的系統性風險，同時建成了基本與國情相適應的管理體制和產權制度。從目前的效果來看，農村信用社總體進行股份制改革以后，其股東產權的基礎進一步優化，整體資本實力得以增強。

　　如何保證產權制度和管理體制改革如期順暢進行？答案就在于堅持“支農支小”的定位和信用建設。黑龍江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副主任張洪德表示，今年，黑龍江將在貸款投放上力爭做到3個100%，即對已評級授信的農戶，有效信貸需求滿足率達到100%；對新提出貸款需求的農戶評級授信率達到100%；對符合貸款條件的新型農村生產經營主體貸款需求滿足率達到100%。

　　此外，科技支撐成為破解難題的又一把“利劍”。“我省整合行業資源，專門成立了集電子銀行業務推廣和計算機網絡服務于一體的信息結算中心，以及負責科技產品研發的產品研發中心，率先在全國農村信用社系統使用了大型計算機運行系統，全面開辦了銀行卡、網上銀行、手機銀行、電話銀行等現代金融產品，離柜的業務量到去年年底基本上達到50%。”江蘇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副主任吳瑕稱。

　　走向現代金融路還很長

　　提到目前農信社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少業內人士表示依然不夠。“城商行的政策限制比農信社低，且較早獲得了能夠迅速崛起的空間。”宋文瑄說。

　　“現階段，農村金融在全國金融體系中還是最薄弱的環節，希望政策上能傾向于打造全新的農村金融體系。”吉林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理事長唐忠民建議。首先，政策性銀行要多下鄉，目前支農的主力只有一家農發行，需要引導其他政策性銀行多去支農；其次，在分工上農信社可以專注“支小”即支持農戶，政策性銀行要“支大”，其他大型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及城市商業銀行應該著力于農村金融創新；再次，保險等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也要“配套”下鄉。“另外，希望股票、期貨等資本市場的工具也要互相配合，實實在在支持‘三農’。”唐忠民表示。

　　農信社在從“草根”金融走向現代金融企業的路上還有困惑。“之所以困惑，是因為定位不清晰。”唐忠民表示，省級聯社與成員單位沒有“股權連接”的關系，“股權倒置”的方式并不能長久。以吉林省為例，先由50家縣級聯社入股到省級聯社，然后省級聯社再對這50家縣級聯社進行管理，這種方式并不能長期維持，且在法理上也行不通。

　　目前，吉林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正在運用“結對幫扶”的方式，爭取3到5年內打造“社社變商”。“在此基礎上，我們還嘗試委托管理的方式，即幫扶社對被幫扶社的高管人員有提名建議權，這樣，做到了權責統一，可以充分調動幫扶社的積極性。”唐忠民說，下一步，他們將探索能否將省級聯社變成金融控股公司，打造成金融平臺，向混業經營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