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13日，中萄澳門問題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后，馬萬祺（中）和崔德祺（右，系崔世安叔父）接受記者采訪

　　在北京貴賓樓，記者見到了這位精神矍鑠、溫和儒雅的“澳門老人”。意外的是，老人的國語比記者想象的要流利，盡管采訪過程中仍不免有個別詞語聽不太清楚，但每遇這種情況，老人便會認真地取出筆來將記者聽不懂的話寫在紙上。盡管已步入耄耋高齡，老人的思路依然很清晰，他向記者講起了他的澳門往事……

　　從香港到澳門

　　1919年12月12日，我出生在廣東省南海縣南岸村。父親40歲才生我，在為我取名時他想到，亂世中的人們渴望有一個和平環境，使百姓能休養生息，恢復經濟，國泰民安，而《詩經?大雅?行葦》有“壽考維祺”句，《荀子》有“儼然壯然祺然”句，父親就給我起乳名“阿祺”好了，學名為“萬祺”。

　　我滿月后，母親卻因患了乳瘡不能哺乳。因為沒有奶吃，我腸胃不適應稀粥米糊這類食品，身體并不強壯。母親十分疼愛我，經過多位朋友介紹請奶媽喂奶，直到我會行走了才離開奶媽。對于這位奶媽的哺乳之恩，我長大成年之后沒有忘記，經常接濟她家人的生活，并幫助她至終老。

　　5歲半那年，我便入學接受啟蒙教育。在學社里我年紀最小，可每當老師叫背書我都能背出來，很受老師的喜愛。在學社里學《三字經》、《四書》這些古文，我打下了一定的中文基礎。7歲時，我進入本村“民眾學校”讀小學二年級。在這所新學校里，我學會了珠算和算術，還接觸到了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的愛國思想，我最先學會唱的一支歌是《打倒列強》。

　　1929年夏，我讀完初小3年后便考入南海中學附屬高級小學五年級。1931年秋，我考入南海中學。南海中學一向以教書育人的優秀成績而蜚聲南粵。我入學的第一堂課便是由老師帶領新同學去校展覽室參觀校史。

　　開學不到20天，“九·一八”事變爆發，整個中國都籠罩在濃重的民族危機與救亡咆哮中，南海中學的全體師生也組織了游行示威，抑不住心頭怒火，我也加入到示威游行的行列。站在廣州市西門口和河南同福路的商店門口的椅子上，因激動而小臉漲紅的我向路過的行人大聲演講。我還隨南海中學宣傳隊，沿著廣三鐵路向佛山、三水進發，每到一地就向當地的老百姓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

　　我后來曾8次回過母校，到校園里這里走走，那里瞧瞧，對母校有份深厚的感情。我曾對南海中學負責人說，要抓好德才教育，提倡新式教育方式，要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中華民族重教育的優良傳統不能變，特別是愛國主義精神不能變。

　　1934年是我最不幸的一年，也是我一生事業追求發生突然轉變的一年。這一年8月，父親突發腦溢血而辭世。當時，我剛參加初二結業式，正懷抱將來進入大學繼續深造，為振興中華發揮更大作用的雄心壯志。南岸馬氏家族的馬合成堂的全部財政經營一向由父親負責。現在父親突然病故，幾位叔伯都認為我為人忠厚肯干，希望我繼承父業管理馬合成堂的財產物業。而我認為自己年紀尚小，缺乏經商和管理物業財政經驗，恐怕不能勝任。如果繼續升學直到大學畢業，將要花費8年時光。于是，我選擇去廣州公民學校上學——學校以教古典文學為主，也教授珠算會計等，是一所培養商業人才的學校。后來，我還跟隨其他學校的幾位國文老師學習賦詩填詞。

　　1936年底，我開始真正涉足商場。我為人隨和，商運通順，在大是大非面前涇渭分明，堅持原則。

　　1938年，中國抗日戰場先后取得了平型關、臺兒莊等戰役的勝利，這些消息鼓舞著我，于是我便與一些朋友相約去延安參加抗大。他們到了約定起程的時間卻不見聯絡人員來時，才知道韶關的聯絡站被敵人破壞了，就沒有實現赴延安的愿望。

　　這一年廣州淪陷時，我經營的信興、信棧、升平、升昌、永和興等糧食、土產批發商行被日軍炸毀燒光。這時，我并沒有悲觀消極，我知道紅軍長征的偉績，寄予厚望。我在廣州淪陷后避居香港，成立泰生行和永裕昌行。1941年12月，日寇鐵蹄踏進香港，我創下的一點基業被日寇掠奪，所幸的是，我因處理商務滯留澳門，免遭戰禍。

　　香港淪陷后，我又移居澳門。從此，我再也沒有離開過澳門。到澳門后，我開始在這里拓展事業，先后在澳門組建了恒豐裕行、和生行、大豐銀號等公司。就在事業日漸興盛之時，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作為中國人在澳門這塊自己的土地上并不是真正的主人。1948年，我加入了澳門最大的民間組織中華總商會。在澳門回歸以前，總商會一度是澳門各界人士從殖民統治者手中爭取權益的代言人。作為中華總商會的負責人之一，在維護澳門工商界正當權益的時候，我總是站在最前面。

　　我第一次到北京參加國慶慶祝活動，是在1954年。那是共和國成立5周年，我以港澳代表團副團長的身份在天安門觀禮臺觀看盛大游行，晚上還同10多萬群眾一起，在天安門廣場跳舞觀煙花。我長期不能釋懷的是，澳門當時還沒有回到祖國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