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深入了解和準確反映當年“黃安”艦起義的真相，我們查閱了大量相關資料，走訪了多名起義領導人親屬和健在的起義骨干，特別是電話采訪了起義組織者之一的孫露山老人，并收到了他寄來的海軍北海艦隊黨史辦整理的回憶資料和起義領導照片。這些珍貴的資料和親口講述，為我們再現當年“黃安”艦起義的歷史實情幫助極大。

　　“黃安”艦是一艘日本的護航驅逐艦。1945年下水，排水量810噸，最高航速16.5節，艦員編制126人。二戰結束時，盟軍將日本聯合艦隊尚存的131艘中小型軍艦分四份，由抽簽分配給中、美、英、蘇四國作為戰爭賠償。中國獲賠7艘驅逐艦、17艘護航驅逐艦、2艘驅潛艦、1艘運輸艦和7艘其它艦只總共34艘軍艦，總噸位約3.6萬噸。“黃安”艦接收時僅有航海和動力設備，沒有火炮和其他武器裝備。1947年7月送青島海軍造船所修理并安裝武器。整修后被命名為“黃安”號，隸屬國民黨海軍第二軍區。

　　1948年底，濟南已解放，我軍正向青島外圍逼近。當時的中共膠東區委和東海地委統戰部、中共青島市委、膠東軍區和東海軍分區政治聯絡部，都不約而同地將策動國民黨軍艦起義作為削弱其海軍力量、瓦解其海上防線的重要突破口。于是通過各自領導和聯系的地下工作者，積極開展物色和組織敵艦起義的秘密工作。不久，便將目標鎖定在因有我黨多名地下工作人員，統戰基礎較好的“黃安”艦。

　　領導“黃安”艦青島起義的主要組織者是中尉艦務官鞠慶珍、準尉槍炮軍士長王子良、少尉槍炮官劉增厚和上士槍炮班長孫露山，他們當時分別受我黨不同的地下組織領導。他們按照上級指示，在擴大組織的過程中，彼此試探表明了各自身份，從而形成了起義的領導核心。

　　根據上級指示，四人領導小組多次秘密策劃起義行動，一面分頭聯絡、爭取更多的起義骨干，一面抓緊搶修，并開始往艦上裝運槍炮彈藥、通訊器材和大批糧食、物資。2月7日，艦長劉廣超通知鞠慶珍上級指示“黃安”艦2月9日離港，到青島港外錨地待命，讓鞠慶珍加緊督辦艦務工作，做好出港的準備。鞠慶珍當天就將這一期待已久的起義時機，通知了起義骨干。

　　2月9日，大修完畢的“黃安”艦從造船碼頭駛向青島前海，停泊在“小青島”西側。當晚，四人領導小組在艦上秘密舉行了碰頭會。劉增厚提供從海軍造船所得到的情報，青島守軍將于2月12日以后陸續南撤。從各方面的情況分析，起義時間已刻不容緩，大家一致同意立即舉行起義，時間定在2月12日晚。因為這一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節，艦長劉廣超必定離艦回家過節，其他家在青島的官兵也會上岸，此時艦上官兵散亂松懈，有利于起義行動。同時，為防止起義人員家屬遭迫害，會議要求以“上艦過節”為名將有關家屬接上艦，隨艦行動、協助起義。會議決定由劉增厚上岸，將行動計劃報請上級批準。

　　2月12日，艦長劉廣超果然回家過節去了。隨著天色漸漸變黑，海上刮起了七八級大風，“黃安”艦也在波濤中劇烈晃動。7點鐘，起義領導小組作了行動前的最后碰頭，進一步明確了分工，并分發了武器。王子良將白床單撕成布條發給大家作起義聯絡袖標，大家商定要盡量避免流血，只要對方不反抗就不要開槍。如果行動受挫，寧可艦毀人亡也絕不投降。隨后起義人員各就各位，等待起義的命令。

　　晚上8點，按照事先約定，王子良、劉增厚沖進艦長室，先將副艦長劉振東等扣押起來。隨后，艦上的各重要部門也都被起義人員控制，不準任何人隨便出入機艙，于8點30分宣布起義。8點50分，鞠慶珍發出起航命令。當“黃安”艦緩緩駛向外海時，引起了當時停泊在青島沿海的美艦懷疑，立刻打來信號詢問去向，鞠慶珍令信號回答：“風浪太大，擇地避風。”巧妙地騙過了美艦。為了防止在南下途中被發現遭飛機轟炸，“黃安”艦又將全艦燈光熄滅，在黑暗中全速前進。途中就釋放了被關押人員，大多數官兵主動要求參加起義。

　　2月13日凌晨4時許，“黃安”艦終于安全駛抵連云港外海。2月14日,新海連特委在連云港舉行歡迎大會，向全體起義官兵頒發了“首創起義”紀念章。2月16日，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簽發命令，給全體起義官兵每人晉升二級。鞠慶珍升任為少校、“黃安”艦艦長。

　　1950年4月23日，“黃安”艦被命名為“沈陽”號。隨后，參加了解放一江山島等多次海戰，還與兄弟艦艇一起擊沉、擊傷國民黨護航驅逐艦“太平”號和其他艦艇，再立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