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正值美國華盛頓櫻花綻放的季節，有一位中國科學家，為了一個渴望綻放的夢想而來。她就是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胡啟恒。胡啟恒利用此次參加中美科技合作聯委會的機會，找到了美國自然科學基金會負責互聯網對外合作的斯蒂芬·沃爾夫。兩人一交談，沃爾夫就笑了，他很爽快地說：“你回去就可以開通了。” 沃爾夫所說的“開通”，指的正是中國互聯網。就這樣，在得到國內高層批準后，中國于1994年4月20日，正式接入國際互聯網。

　　轉眼20年，胡啟恒已是80歲高齡，中國互聯網兩天后將迎來20歲生日。

　　20年里，互聯網給人帶來太多的驚訝，爾后又迅速將驚訝變為平常。如今的我們，已不會為1997年的第一套免費電子郵件系統驚呼；也不會詫異于2006年美國《時代》周刊將年度人物授予“網民”；甚至將2008年中國網民規模躍居世界第一視為理所當然。

　　20年里，互聯網幾乎改寫了一切——無論是政治生態、經濟脈動還是社會生活。互聯網20年的成長史，是中國深層次轉變的歷史。

　　“廟堂”與“鄉野”再無距離

　　1995年2月，一封來自河南省三門峽市的匿名檢舉信寄到了中紀委信訪室，最終將中國的“煙草大王”從高高的“紅塔山”上拉下。從三門峽市到北京，大約900公里，這是當年從“鄉野”到“廟堂”的距離，而今天，這個距離是“零”。今年4月8日，中紀委監察部網站開通糾正“四風”監督舉報直通車，漫漫長路，變成了鼠標與鍵盤的幾下敲擊。

　　“互聯網已經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褚松燕說。她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中國互聯網20年的發展，不僅增強了官民互動，也在信息傳播的多樣性、快捷性、海量性中開辟了網絡民意的渠道。

　　互聯網讓“鄉野”之聲聞于“廟堂”的標志性事件發生在1996年9月。當時，“九一八”紀念日臨近，北京不少BBS（電子公告板）上，有關中日關系的討論驟然升溫，引起了政府的關注。這被認為是網絡論壇參與政治的較早體現。此后，互聯網與政治越發密切。

　　2002年11月，人民網強國論壇上的一篇萬字長文——《深圳，你被誰拋棄？》，探討深圳改革得失，引發包括官員在內的上百萬網民熱議。

　　熱議，只是激起虛擬世界里的波瀾，而真正讓網絡輿論影響事件進程的是2003年。由網絡輿論點燃的“孫志剛事件”，讓收容遣送制度廢止，救助管理辦法最終出臺。

　　在驚覺網絡的影響力后，網民熱情大漲，網絡監督成為一種常規化監督手段。從博客舉報山西婁煩潰壩瞞報事件，到論壇發帖披露江西省新余市 “出國考察門”，再到微博曝光“表哥”，揭露“房叔”……中國網民將聊天、娛樂的工具，改造成了參與政治的渠道。

　　“網民意見改變著政府的議程設置，影響國家層面和各級政府的決策。黨政領導干部應該適應互聯網發展。” 褚松燕說。面對巨大的網絡政治需求，中國政府適時“觸網”。

　　1999年1月，“政府上網工程”發起，中國政府信息化建設有了實質性進展。

　　2006年3月，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印發《國家電子政務總體框架》。同年，“我有問題問總理”上線，“民意直達高層直通車”開設，至今仍是民意匯集之地。

　　當移動互聯網成大趨勢時，政務微博紛紛開通。據統計，截至2013年， 全國政務微博賬號數量超過25萬個，黨政干部微博賬號7萬多個；政務微信總數超3000個。

　　工信部信息中心主任黃澄清向本報表示，隨著官民網絡互動的頻繁，官員認識到互聯網對治理國家的重要性。未來互聯網作為我國現代化治理的重要形式，在了解社情民意、政府決策等方面作用顯著。

　　一條攪動傳統產業的“鯰魚”

　　上世紀90年代末，越來越多人注冊QQ致使其服務器不足，馬化騰一邊蹭著別人的機房，一邊尋思著將QQ多賣給幾家代理商。“這小東西還要100萬？”“誰吃飽了撐的在網上聊天？有時間電腦五筆打字，還不如直接打電話。”投資者毫不客氣地質疑道。“互聯網在未來肯定會成為一種潮流。”馬化騰義正言辭地說道。談判不歡而散，馬化騰決定自力更生。

　　嘲笑者絕對想不到，2000年同時在線人數還僅僅是10萬的QQ，2014年4月11日已突破2億，而馬化騰所領導的騰訊，市值已突破1000億元。

　　中國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書長姜奇平表示，互聯網行業的一大特點是主角年輕化，進入行業財富榜前十名的人不靠老子，不靠刀子，不靠裙子，完全是陽光致富。

　　中國互聯網這20年，承載著首批互聯網青年才俊的陽光創業理想。1994年5月，古永鏘從斯坦福商學院畢業，決定搬回北京，留在硅谷的同學都覺得他是瘋了。而今已是優酷網首席執行官兼總裁的他，回望那段歷史后笑言：“20年以后，中國依然是我的大本營。”1996年，32歲的張朝陽創辦了“愛特信信息技術有限公司”；1997年，26歲的丁磊創辦網易；1998年，31歲的王志東成立新浪網；1999年，35歲的馬云在杭州創辦了阿里巴巴網站；2000年，32歲的李彥宏回國創建了百度公司。這一批互聯網企業的誕生占據了中國互聯網版圖的大半江山，也開啟了互聯網行業的“西學東漸”。

　　也正是這20年，信息產業與傳統產業深刻對話，發揮著刺激傳統產業的“鯰魚效應”。電商出現，在圖書、3C家電、服裝、化妝品等方面對傳統零售業產生了巨大影響。而2012年興起的生鮮電商，無疑是對傳統商業最后一點堡壘的沖擊。以余額寶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產品，挑戰著商業銀行經營模式的底線。OTT業務、數字音樂、智能電視、云閱讀等則在不同程度地塑造著傳統產業結構，帶動傳統行業形成“互聯網思維”。

　　互聯網產業面向市場，創新性與服務性的趨勢愈發明顯。黃澄清說：“消費型的互聯網正向制造業、服務業的互聯網轉型。”中國信息經濟學會理事長楊培芳也表示，社會需求從工業時代的標準化向互聯網時代的個性化轉變。第一產業的現代化農業灌溉，第二產業中智能化的電網、工業控制系統的數控機床，以及第三產業的旅游等，都展現了互聯網社會運行的高效率、低成本優勢。

　　在黃澄清看來，互聯網所引發的第三次技術革命，對下一代生產力的發展不僅僅是沸騰器、放大器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改變人們的觀念，讓我們對未來社會有新的認識，而每個人應在網絡社會中擔起責任，在國家和社會的引導中培育新的創造力。

　　清除“網絡霧霾”從未止息

　　就在全國人民揪心于戶外霧霾的時候，中國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清除“網絡霧霾”的行動。今年4月13日，全國范圍內新一輪打擊網上淫穢色情信息“掃黃打非·凈網2014”專項行動啟動。

　　2004年7月19日，四川成都市金牛區人民檢察院以“利用互聯網傳播淫穢物品謀利”罪名，正式對鄧岷江提起公訴，鄧岷江成為中國打擊淫穢色情網站專項行動以來被起訴的第一人。之后，中國對網絡色情的打擊一直保持高壓態勢。

　　僅2013年，全國各級“掃黃打非”部門就查處網絡“掃黃打非”案件914起，刪除封堵網絡有害信息85萬余條。

　　互聯網上的“霧霾”絕不止淫穢色情。黃澄清說：“中國互聯網20年，整治網絡經歷了反垃圾郵件、反惡意軟件以及網絡掃黃打非和整治謠言等多個階段。”

　　2002年，垃圾郵件在中國大量泛濫。當時的中國互聯網協會反垃圾郵件工作委員會常務副秘書長李紅表示，垃圾郵件之多以致于難以在郵箱里找到一封正常的郵件。反垃圾郵件協調小組應運而生，從機制與技術方面入手，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2006年是互聯網惡意軟件問題出現較為集中的一年。中國互聯網協會正式成立反惡意軟件協調工作組，先后有32個從業機構和專門人士加入，反惡意軟件工作正式啟動。

　　2013年，中國政府集中力量對網絡謠言進行整治。“立二拆四”、“秦火火”等一批興風作浪的“網絡大謠”相繼落馬，“兩高”公布《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國互聯網環境的凈化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楊培芳指出，網絡環境難以整治的罪因并非互聯網技術，而是社會價值觀的扭曲，互聯網只是起到了放大的作用，這是社會問題網絡化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