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不一定是貪官但更容易變成貪官”

　　裸官

　　這個詞最早出現于2008年，首創者為安徽蕪湖市政協常委周蓬安。

　　2008年6月22日，新華社經授權發布中國第一個“五年反腐規劃”。時隔十日，周蓬安發表博文《還有多少貪官在“裸體做官”》，將妻兒都在境外、孤身一人在國內做官的人稱為“裸體做官”。此詞經網絡發酵后被簡化為“裸官”。

　　在公眾語境中，“裸官”一詞得到普遍認可的定義是：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國（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國國籍，或取得國（境）外永久居留權的公職人員。

　　周蓬安認為，“裸官”較一般官員更容易成為貪官，理由有四： 一是“裸官”親屬移居境外后，龐大的開支僅靠官員工資肯定供不起，因此需要吃“夜草”；二是“裸官”遠離配偶，更易包養情婦、情夫，而包養情婦、情夫的官員，不是貪官幾乎沒有可能；三是“裸官”因為一人在國內，將貪腐的資金轉移境外感到更安全，也更容易操作；四是即使遭到查處也沒有被抄得傾家蕩產，最終“犧牲我一個，幸福一家人”。

　　廣東數百“裸官”被調崗，“裸官”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為此，成都商報記者采訪了“裸官”一詞的首創者———十一屆民盟中央社會委員會委員、安徽蕪湖市政協常委周蓬安。

　　成都商報記者：關于這一次“裸官調崗”，您怎么看？

　　周蓬安：早在今年3月份，就有媒體報道了廣東多地調整“裸官”職位，某市多名擔任正職的處級干部因此被撤職。

　　毫無疑問，廣東辭退“裸官”，對那些非貪“裸官”的影響，就是將丟“烏紗帽”；而對那些有腐敗行為的“裸官”，威懾力就更大了。

　　其實，“裸官”不一定就是貪官，在目前法律體系下，他們的子女配偶也有權利移居國外。但如果在干部管理方面基于防范風險方面考慮，明文規定領導干部配偶子女不得移居境外，把丑話說在前面，就不會引起社會的誤會。

　　成都商報記者：當時您怎么想到提出“裸官”這個詞？

　　周蓬安：當時，我對官員在國內做官而把子女、財產送到國外去，觀察有一段時間了，我想，應該用一個抓眼球的詞匯讓大家予以重視，就想到這個詞。實際上，我當時的完整提法是“裸體官員”，就是指毫無牽掛地做官，中國人習慣于簡化，就把這個詞簡化成了“裸官”，后來便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

　　成都商報記者：現在加大了對“裸官”的打擊力度，您怎么看？

　　周蓬安：對于那些子女在國外留學、配偶在國外的官員，擔任一般的公務員，比如科員之類的，我覺得沒什么問題，但是要當領導干部的話，就不太合適了。

　　我當時提出這個“裸體官員”是比較中性的，我說“裸官不一定是貪官”，但我同時也提到“裸官更容易變成貪官”。

　　成都商報記者：在您看來，哪種官員是“裸官”呢？

　　周蓬安：我最開始提出“裸體做官”時，是將那些妻兒都在境外，孤身一人在國內做官的人稱為“裸體做官”。而今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明確規定“對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對象。”

　　這個規定中對“裸官”的定義比我當初下的定義范圍要小一些。

　　成都商報記者：在整治“裸官”方面，您有什么建議？

　　周蓬安：一個是，我認為“裸官”不應該擔任領導職務，最多可以擔任一般的公職人員。其實我當時說，老婆孩子都在外面的，不管你是定居還是沒定居，都存在一個出逃的機會。因為你定居不定居，國內是不知道的，所以，老婆孩子都在國外的，是需要防范的。還有就是，有的老婆和老公已經離婚了，可能有一些是假離婚，這就應該作為一個重點來防范。當然，最有效的辦法還是推行“陽光法案”。成都商報記者 余小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