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４月２３日電（記者 王建華　任沁沁）盡管中國外交部明言上海海事法院近日對商船三井株式會社船舶采取強制執行措施是普通商事合同糾紛案而與中日戰爭賠償問題無關，但日本政府卻借題發揮強行與《中日聯合聲明》相關條款掛鉤、肆意歪曲解釋其精神要義，以達在真正案件上逃避相關國際責任之目的。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２１日聲稱，“（扣押事件）可能會從根本上動搖１９７２年簽署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提出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精神”。這位日本政府首席發言人并以威脅的語氣揚言，“這可能會使在華開展業務的日本企業整體產生萎縮效應”。

　　關于中日戰爭賠償問題的刻意單方面曲解，菅義偉今年早些時候在記者會上更有“直言”。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受理日本侵華戰爭被擄勞工及遺屬起訴日本企業索賠案后，他聲稱“中日間的戰爭索賠權問題，包括個人在內，因《中日聯合聲明》已不存在”。

　　日本在全面侵華戰爭期間，對中國人民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屠殺、蹂躪及掠奪。據統計，中國軍民傷亡達３５００萬以上（其中平民傷亡３０００萬人以上），以１９３７年７月美元折值計算，直接財產損失１０００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５０００億美元。

　　作為兩國邦交正?；闹匾獦酥荆保梗罚材辏乖轮腥蘸炇鹆恕吨腥章摵下暶鳌?。其第五條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然而，中國政府的這項承諾僅僅指的是政府索賠，而并不包括也不影響中國民間和個人的對日索賠權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多位領導人對此多次闡明立場。

　　長期研究中日戰爭賠償問題的中國律師楊清說，根據國際法準則和規定，戰爭賠償包括對政府賠償和對個人賠償兩個部分。被侵略國對侵略國放棄賠償要求并不影響被侵略國民間和個人向侵略國政府及相關方面提出受害賠償請求。

　　二戰結束后，區分對待對戰勝國的戰爭賠償和對戰勝國國民的受害賠償已成一種國際慣例。例如，１９５２年，雖然法國政府宣布放棄對德國的戰爭賠償要求，但當時的西德政府仍然對二戰期間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賠償。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在日本和蘇聯簽訂的《日蘇聯合聲明》中，雙方都明確把放棄國家間的戰爭賠償要求和民間個人的受害賠償要求予以區分對待。這也表明，日本政府當時已明知戰爭賠償包括對政府賠償和對民間個人賠償兩個部分。

　　“根據國際法規則和國際慣例，《中日聯合聲明》第五條承諾放棄的只是中國政府對日本的賠償要求權，而并不是中國國民個人對日本方面的賠償要求權。”楊清說。

　　從１９９５年起至今，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期間的個人受害者及其遺屬，向日本的法院提起了超過３０起的訴訟案件，要求日本政府或相關企業予以賠償和謝罪，但幾乎均遭駁回或敗訴。

　　這些訴訟主要集中于無差別轟炸屠殺、強擄強制勞工、強征奴役慰安婦、細菌戰大規模殺傷等方面。

　　楊清表示，日本的法院以所謂的抗辯理由駁回了中國人原告的訴訟，給中國民間和個人受害者的戰爭受害索賠之路設置了重重障礙。

　　根據楊清的匯總分析，日本方面所提抗辯理由主要包括：根據《中日聯合聲明》第五條，中國民間個人的戰爭受害賠償要求也已被放棄；根據日本本國民法規定，因不法行為導致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訴訟時效為２０年，中國人原告索賠要求已失時效；根據日本本國的“國家無答責”法律原則規定，日本政府無需對中國個人受害者提供賠償。

　　“根據國際法準則和規定，日方的抗辯理由是極其荒謬的，是根本站不住腳的。”楊清說。

　　不可否認，訴訟時效確是基于民事行為產生，但是，中國人受害者的合法權利受到侵害所產生的賠償請求權不是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民事行為所引起的，而是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戰爭罪行所引起的，日本的侵害行為是與民事行為的法律性質完全不同的國際公法上的國際犯罪行為，而國際犯罪罪行是不適用民法上的訴訟時效制度的。

　　根據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６日簽訂的《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不適用法定時效公約》規定，無論公約中的任一罪行無論發生于何時，都不適用法定時效的限制。１９９８年通過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同樣也規定了對戰爭罪犯的追究是不適用訴訟時效限制的。

　　而所謂的“國家無答責”，是指日本明治時期對法律的解釋，是日本國家和日本國民之間的一種義務和責任關系。而日方以“國家無答責”作為針對中國人受害者訴訟索賠的抗辯理由，在現行國際法理論上卻是絕對站不住腳的。

　　楊清說，根據現行國際法理論，所謂國家責任，是指當一個國際法主體從事了違反國際法規則的行為，或者說，當一個國家違反了自己所承擔的國際義務時，在國際法上應承擔的責任。

　　根據日本作為締約國所締結的《海牙第四公約》第三條規定，違反該章程規定的交戰一方在需要時應負責賠償，該方應對自己軍隊的組成人員作出的一切行為負責。

　　另外，根據２００１年《關于國家責任的條款草案》的相應規定，國家作為國際法的主體，在享有一系列國際權利的同時，也應該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違反了國際義務就必須承當相應的國家責任。

　　楊清說，在侵華戰爭中，日本的侵略行為是在日本天皇和內閣的指使和命令之下作出的，理應承擔戰爭責任，而其以自己的“國家無答責”為由逃避日本國家國際責任是極其荒謬的。

　　在侵華戰爭中，日本政府、軍隊和企業采取種種惡劣手段欺騙或強迫中國勞工充當非人苦役。而強擄交戰國的國民和戰俘實施強制勞動，是為國際法所禁止的。１９３０年締結的、日本于１９３２年承諾加入的《禁止強迫勞動公約》已有明確規定。日本政府和有關企業理應對中國勞工受害者及其遺屬進行賠償。

　　楊清說，中國民間和個人是可以向中國的法院起訴日本政府和相關企業要求戰爭受害賠償的，因為中國的法院對此是具有管轄權的。

　　日本侵華戰爭期間，對中國人受害者侵權的行為實施地發生在中國，而且侵權結果發生地也在中國。根據當前的國際私法理論，侵權案件由侵權行為地法院管轄，侵權行為地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和侵權結果發生地。

　　此外，根據二戰結束后對法西斯戰犯進行的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以及聯合國立法文件的實踐所形成的普遍管轄權理論，一國對戰爭犯罪具有普遍管轄權。

　　今年２月２６日，３７名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被強擄到日本原三井礦山和三菱礦業做苦役的中國勞工及遺屬，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起訴日方、提出索賠并獲受理。這是此類訴訟案件首獲中國的法院立案受理。

　　由于此類案件要在中國法院起訴，這里還涉及國家主權豁免的問題，即日本是否可以根據國家主權豁免的原則拒絕作為被告應訴。所謂國家主權豁免，是指國家的行為和財產不受他國立法、司法以及行政的管轄。

　　楊清說，在當今的國際法實踐中，國家行為分為公法上的行為和私法上的行為，對于前者，外國法院是沒有管轄權的，而對于后者，外國法院是有管轄權的，即“限制豁免主義”。

　?。玻埃埃茨曷摵蠂髸ㄟ^、中國于２００５年簽署的《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基本上采取了限制豁免主義的原則。該公約列出了八種不得援引國家管轄豁免的訴訟，其中包括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害。

　　楊清表示，中國民間和個人提出的日本侵華戰爭受害索賠案件，適用限制豁免理論，因為這是一種私法性質的訴訟，即日本的國家行為給中國受害者造成了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害，作為被告的日本政府則有出庭應訴的義務。

　　在關于對日戰爭賠償的國內立法司法上，最先實踐的是美國。１９９９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議會通過一項法案，該法案規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納粹德國、日本等國強制勞動的被害者可以向該州法院提起訴訟。

　　外交學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永生指出，日本政府單方面刻意歪曲《中日聯合聲明》第五條的真正內涵，才是對中日邦交正常化有關精神的損害和動搖。

　　他說，日方以各種極其荒謬的借口逃避對中國民間和個人受害者的訴訟賠償責任，是其右傾勢力在歷史問題上拒不徹底悔悟、極力推卸加害者責任的鮮明體現之一，而這也進一步損害了日本的國際信任和國際道義。

　　值得稱道的是，進行訴訟索賠的中國民間和個人受害者，贏得了日本國內一些有良知人士的同情。其中，日本數百位律師成立了“中國人戰爭受害要求索賠律師團”，十多年來無償為中國受害者提供法律和資金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