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艾弗森中國行陷“陰陽”合同糾紛 開場前坐地起價

　　孫亮最近“一跪”而成名。

　　這一跪是因為籃球巨星艾弗森參加合肥站商業賽事時，不像宣傳的那樣上場打球，作為承辦方的負責人，孫亮選擇這種方式，對球迷表達抱歉以及感謝。

　　孫亮說自己很委屈，因為他和活動總代理商簽訂合同明明約定上場打球。艾弗森則說自己被騙了，因為他和總代理商簽訂的是教練合同，沒有上場打球這一條款。而這一鬧劇此前就已在黑龍江哈爾濱、陜西西安等地“連鎖”發生。

　　明星“商演”為何出現扯皮現象？這背后涉及的問題值得推究。

　　“中國行”接連遇挫

　　孫亮是合肥站承辦方、合肥籃奧體育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總經理。他告訴記者，艾弗森中國行的總代理商天津啟迪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去年12月就告訴他有這個活動，之后展開洽談。今年3月28日，他與天津啟迪公司簽訂合同，明確簽有上場條款。

　　5月12日，比賽門票正式開售。在這之后，籃奧體育公司開始宣傳看點，吸引球迷關注。

　　在孫亮提供的合同中記者看到，在雙方權利義務方面，甲方保證艾弗森在合肥站比賽中出場打球并保證球隊其他球員參加明星賽活動互動環節。

　　“天津啟迪有艾弗森中國行的總代理權，我肯定相信和他們簽訂的合同。”孫亮說，但令他沒有想到的是，艾弗森中國行的其他站點接連出事。

　　哈爾濱站，艾弗森拒絕上場，西安和呼和浩特站，比賽被取消。而問題主要出在了兩份合同上。據多家媒體報道，天津啟迪和艾弗森簽訂的是教練合同，而與承辦方簽訂的是上場打球合同。因為合同內容有出入，導致艾弗森和承辦方都感覺自己被騙。

　　天津啟迪也沒有推脫責任，公開發表道歉聲明稱，給球迷提供(艾弗森能上場打球)錯誤的消息是他們做的，此事與艾弗森無關，向中國人民和艾弗森先生表示最誠摯的歉意。

　　所幸在泉州，艾弗森上場打了3分鐘，給孫亮帶來了希望。然而，希望并沒有持續多久。

　　開場前坐地起價

　　5月29日，合肥站比賽當日，艾弗森不愿意去球館，因為他說自己在泉州上場比賽約定的報酬，天津啟迪沒有打給他，他感覺自己又被騙了。

　　孫亮磨了半天嘴皮，艾弗森的經紀人才提出，上場的話要給他們30萬元和一半的票房。孫亮感覺自己被“要挾”了，但面對三四千的球迷觀眾，無奈之下，他只能選擇答應。但后來，艾弗森方面又反悔了。

　　晚上8點多鐘，距離開賽已經延遲1個小時，艾弗森的經紀人出現在球場上稱，艾弗森不能上場，將作為教練在場邊，天津啟迪公司欺騙了他們，但和孫亮沒有關系。觀眾席頓時炸開了鍋，于是出現孫亮下跪磕頭的一幕。不過，在籃奧公司的籌劃下，當天艾弗森的積極性很高，和球迷進行熱情互動。

　　孫亮說，他很感謝球迷的理解，但這件事給自己長了個記性。當初簽合同只是檢查了對方的身份證、資質證書，沒有查看對方與明星之間的合同文本。今后，一定要核對除商業秘密外的合同條款，不能僅聽一面之詞，并且一定要注意合同的嚴謹性，對雙方權利義務的約定要細化到衣食住行，細化到小時甚至分鐘。

　　其實，以前舉辦商業賽事，還要體育部門把關。合肥市體育局副局長江運告訴記者，以前體育局要審查賽事舉辦方的資質、場地、合同等，批準后才能舉辦。自從去年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商業性和群眾性體育賽事活動審批就被取消了。體育局的職能更加轉向于服務，體育文化市場也更加開放和具有活力。

　　“現在商演完全是市場化行為，簽好合同直接到公安局作安保備案就可以了。”孫亮說。

　　商演背后多重法律關系

　　合肥站的比賽結束后，孫亮也沒有放松下來。他告訴記者，自己正和其他三個站點的承辦方打算向天津啟迪發表維權聲明，不排除通過法律途徑進行索賠。記者試圖聯系天津啟迪負責人，但對方電話處于關機狀態。

　　不同承辦方出現的波折不同，在維權路上面臨的問題也各不相同。首屆合肥市十佳公益律師李成華認為，若是總代理商和承辦方簽訂的合同內容超越了其與明星簽訂的合同，造成最后明星沒有上場，這明顯是總代理商的違約行為。承辦方可以按照當初合同約定的違約責任進行索賠。如果當初未作出明確約定，要對賽事被取消等產生的直接損失進行賠付。如果約定的違約金低于實際損失，按照實際損失主張。

　　“具體到合肥站，艾弗森出現在賽場前還存在‘加價’行為，這也是總代理商違約導致的，應當算到損失范圍之內。”李成華說，但總代理商可能會說這是承辦方的個人行為，因此會產生一定爭議。此外，艾弗森上場打球是比賽看點，沒有了看點，對票房會產生影響，產生間接損失。不過，這一部分通常不太好界定。

　　對于飽含期待的消費者來說，看點是影響他們會不會買票以及花多少錢買票的重要因素，但是商演少了一個看點，不能確定對他們觀看的影響。因此，消費者并不好維權，出現維權的案例也很少。

　　在現實中，除了由于各種原因導致明顯違約的“罷演”外，還存在商演明星“耍大牌”，導致活動無法取得預期效果的情況。對此，李成華認為，合同對明星參與方式、參與度可以進行明確約定，但對于情緒很難做出有法律效力的約束，碰上了同樣也是很難維權的。

　　安徽省行政學院教授昂永生說，市場開放和政府簡政放權相輔相成，但并不意味著政府就可以不管，相反要求政府要更加注重過程監管，提高專業化監管水平，從重審批輕監管向輕審批重監管的方式轉變。見習記者范天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