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６月２日電（記者 王茜 羅沙） 過去５年，最高人民法院通過討論、對比、遴選、改編的十批５２件指導性案例，在改變“同案不同判”現象的同時，有效引導社會公序良俗。

　　２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郭鋒在最高法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案例指導制度的實行，既有利于統一法律適用和裁判尺度，提升司法效率，促進司法公正，又弘揚了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指導性案例彌補“同案不同判”弊端

　　“我國是成文法國家。成文法相對原則、宏觀，制定有一個嚴格過程和比較長的時間。”郭鋒說。

　　郭鋒表示，我國幅員遼闊，東中西部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水平不均衡，常常出現不同法官、當事人、律師對法律規定理解不一致的問題，部分地區的司法實踐中存在“同案不同判”現象。同時也存在不當干預法院和法官依法審判的現象，甚至個別法官也利用裁判標準不明確、不統一，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

　　以往，最高人民法院主要是通過司法解釋和審判監督程序等方式來規范和統一裁判標準。但隨著依法治國的全面深入推進，人民群眾對統一公正司法的要求越來越高、越來越強烈。

　　于是，指導性案例所特有的及時性、針對性、形象具體等特點，對案件的審判便顯示出了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建立案例指導制度，為廣大法官審理類似案件提供參考，可有效規范和限制自由裁量權，確保同類案件法律適用基本統一，裁判尺度基本相同，處理結果基本一致。

　　案例指導不等于“法官造法”

　　那么用典型案例進行指導，案例本身也是由法官進行審理判決的，是否就等同于“法官造法”呢？

　　對此郭鋒認為，運用案例對法律規定進行理解和適用，是一種司法活動，指導性案例不是法律淵源，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我們的指導案例不同于英美國家法官造法的判例制度，我們國家的法官不能造法，只有立法機關才能依法進行立法。

　　同時，我國指導性案例有規范的產生程序，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統一編選、審查和發布，而英美國家判例沒有這樣的程序。

　　郭鋒還強調，在我國中基層法院法官審判的案件，也有可能被推選為指導性案例，只要符合規定和實施細則，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裁判說理充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良好，就可以推薦選拔為指導性案例。

　　案例指導引導社會公序良俗

　　案例同時還是法制宣傳教育的“活教材”，郭鋒說，通過公布指導性案例，可以增強全民法治意識，使公眾在案例中直觀領悟法律原則和精神。

　　針對近年來出現的馬路“飆車族”，指導性案例３２號中有典型體現，張某某和金某相約出去享受大功率摩托車的刺激感，結果兩人皆因超速被判拘役和罰款。通過這樣的刑事案例，明確了刑法規定的“追逐競駛”和情節惡劣的認定問題，為依法打擊將公共道路作為賽車場、競技場的犯罪行為提供裁判規則，倡導自覺遵守交通秩序的良好風尚。

　　在促進市場誠信經營中，指導性案例２３號——孫銀山訴南京歐尚超市有限公司江寧店買賣合同糾紛案，就明確了消費者知假買假仍然有權主張１０倍懲罰性賠償。這樣是為了鼓勵消費者積極與消費欺詐行為作斗爭，同時對違法經營者起到警示、震懾作用，促使其個人誠信經營。

　　對人工授精所產生的法律疑問，在指導案例５０號中，明確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雙方一致同意利用他人精子進行人工授精，并使女方受孕后男方又反悔，女方要堅持生出孩子的，無論孩子是否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出生都應當視為夫妻雙方的婚生子女。這樣一個裁判規定的確立就有利于維護社會和家庭的倫理價值，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

　　郭鋒說，通過這些鮮活案例，可以進一步通過司法的引領、示范功能，保障和規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公序良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