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罷課......這是這幾天充斥香港社會的一種怪現象。之所以說怪，是因為這是發生在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作出決定，明確了從2017年開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之后。

　　本來這一決定反映了香港主流民意，開啟了香港有史以來行政長官首次將由市民普選產生的新時代，這是在英國殖民時期，香港市民想都不敢想的事。然而，它將在香港回歸20周年的時候成為現實。這對于香港市民來說，這自然是喜事好事。然而，這樣的好事迎來的卻是一部分人的質疑、抗議，甚至他們還要“占領中環”。這樣看來，這豈不又成了怪現象？

　　除了港英政府末代港督彭定康、美國前駐港總領事楊甦棣等，這些長期習慣了干涉別國內政的境外勢力和政客外，最讓人不理解的是，對本次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香港政改方案說三道四者、抗議者、“占中”者中，居然大都是曾經經歷過完全不存在民主與自由的港英時期的香港居民，或根本不了解港英時期香港社會的年輕學生。

　　回歸前和回歸后的香港有很大不同，雖然都是資本主義制度，但最大不同可能就在于民主的擴大，這是大多數老香港市民們記憶和感受最深刻的。他們經歷了兩個不同時期，見證了兩種不同民主，他們從回歸前的被殖民者變成了今天的主人。據他們說，港英時期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是沒有示威游行的權利的，自英國人占領香港到回歸前的156年中，港英政府從來沒有過要通過選舉來選出香港行政長官，那時的香港市民不可能也不敢，甚至沒有權利提出選舉行政長官這一說。

　　然而，雖然本來《中英聯合聲明》中沒有行政長官普選這一說，但中央政府卻提倡和同意讓香港市民通過民主方式選出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而這一切當然得益于中央對港的“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政策。

　　除了老香港市民外，對香港社會“一國兩制”優越性體會最深的臺灣著名人士張安樂，因為深切體會到“一國兩制”政策的優越性，便冒著坐牢的風險回臺灣宣傳“一國兩制”。在桃園機場面對臺灣各大媒體記者攝像機鏡頭，戴著手銬的張安樂手中拿著的唯一物件就是印有“一國兩制”的宣傳冊，而他面對媒體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回來的任務就是宣傳‘一國兩制’。”張安樂還在臺灣電視的公共節目上和多位“臺獨”大佬辯論“一國兩制”，他舉得很多的例子就是香港。

　　除了民主擴大，很多香港人感受很深的就是，回歸后香港遭遇亞洲金融風暴，陷入了長達六年的經濟低迷，2003年的SARS更讓香港經濟走到谷底。但10多年后的今天，香港比以前更繁榮了。而這樣的繁榮不是美國和英國給予的，是回歸后香港和內地可以簽訂CEPA協議，香港的貨品可以零關稅進入內地市場，落實“自由行”帶來的。有了CEPA，外國企業對香港也另眼相看，到香港設立地區總部比1997年增加超過70%。

　　今天香港在繼續繁榮，但明天會怎樣？誰也不知道，香港需要穩定，但動不動就“占中”會不會影響穩定和社會經濟發展？今天香港最應關注的是政改能不能帶來香港永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