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不得不放棄的職業與理想———兩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求職經歷

　　對陳誠和王梓的采訪都是通過電話進行的。他們一個在南京生活，一個在廣州工作。接通電話的那一刻，我聽到的聲音和身邊的每一個年輕人并沒有什么不同，甚至感覺更有朝氣，也更加謙和有禮。通過了解，我知道他們都是30歲上下的年紀，正是一生中實現自我價值的最好年華。然而，因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社會的歧視和一些現行法規卻無情地剝奪了他們平等就業的機會，讓他們失去了自立自強、回歸社會生活、為社會建設作出貢獻的人生出路。

　　陳誠：三條被切斷的就業路

　　再次談起那段曾經令人痛不欲生的經歷，陳誠說現在的自己已經能平靜面對，甚至還有能力去思考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和應對方法。但是在2008年10月底的那天，當得知自己極有可能已經感染了艾滋病時，陳誠說，當時自己覺得：“生活的重心和信心全部都坍塌了。就像一個很少失敗的拳擊手，在一場最重要的比賽中，突然被自己的對手打得飛出了體育館。”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此之前，陳誠的一切都一帆風順。

　　陳誠出生于江蘇的一個小城。和所有的孩子一樣，他的生活重心就是學習。因為成績好，他一直讀到了研究生，學校是一所985工程院校，專業是政治學。“我這個專業就業面比較窄，畢業之后要么考公務員，要么當老師，要么出國深造再回來當老師。”陳誠說，雖然可選擇的余地不多，但是他并不發愁，因為公務員和老師都是他喜歡的職業。

　　畢業前夕，陳誠投了兩份簡歷，一份是一個高校的輔導員；另一份則是一個中學的政治教師。陳誠說，即使過了這么多年，他依然對那次中學政治教師的面試記憶猶新。

　　那是一所浙江省的重點中學，來應聘的清一色都是研究生，這讓陳誠不禁感慨如今就業競爭之激烈。“學校發招聘啟事的時候，沒提出任何的要求，也沒說要講什么內容。面試的前一個晚上才告訴我們，是節選高中政治課的一個章節，主要講政治經濟學常識。”陳誠說，和所有應聘者一樣，他備課、準備電教課件，整整忙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的發揮讓陳誠覺得很滿意。“我認為那天的試講很成功，一來自己不怯場，講課可以收放自如；二來不照本宣科，不拘泥于教材；三來有一定的親和力，就是所謂的氣場吧，一下子就把老師和學生的注意力拉到了我的課堂上來。當下課鈴聲響起來的時候，學生和老師持久而響亮的掌聲，甚至吸引了其他班級的學生和老師。”陳誠說，那一刻，他覺得講臺就是他的舞臺，是他人生的一個小小高潮。直到今天，他都不曾忘記那些讓他感動的老師、同學們。“雖然今生也許只有那一課的交匯，但他們眼中的光芒和支持，成了讓我不會、不能、也不愿忘記的溫暖。”

　　因為這次成功的試講，陳誠很快等來了學校的電話，并被告知學校對他非常欣賞，只要把就業協議寄過去就行。與此同時，出國留學和報考中央機關公務員的事也落實得差不多了。“就在我覺得自己面前打開了一扇充滿明媚陽光的大門的時候，生活卻扇了我一個響亮的耳光。”陳誠說，在此后一次高危的男男性行為后，他發現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感染之后，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考公務員和出國了。”陳誠了解到，按照《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試行）》的第十八條：淋病、梅毒、軟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腫、尖銳濕疣、生殖器皰疹，艾滋病，不合格。而在當時，陳誠想留學的美國仍實行著禁止外國艾滋病感染者進入美國國境的法律。

　　“當時唯一的希望就是那所同意錄取我的中學了，而且學校多次打電話來問我為什么還不寄就業協議。你知道我當時多矛盾么？”一方面不想自己喜愛的工作就這么白白丟掉，一方面又怕體檢會暴露自己感染者的身份，無奈之下，面對學校打來的電話，陳誠只能一拖再拖。“到后來實在拖不下去了，我就問給我打電話的校長：學校入職體檢的標準是什么啊？校長在電話那頭完全愣住了，我覺得他可能完全沒有想到我會提出這個問題。在一陣很尷尬的沉默之后，校長含糊其辭地說：我們事業單位也是按照公務員標準體檢的。結果就匆匆把電話掛了。”

　　陳誠說，從那之后，他就知道，自己之前想好的三條就業之路全都行不通了。“這對一個讀了很多年書，滿懷著工作熱情和青春朝氣的年輕人來說，打擊是很大的。”不僅如此，因此帶來的連鎖效應還遠遠沒有結束。因為找不到自己理想的工作，陳誠開始投身于和艾滋病感染者相關的公益組織。但是這些公益組織沒有公章，也沒有辦法在畢業協議上簽訂勞動合同，而沒有勞動合同，就意味著檔案和材料就全部滯留學校。“因此在此后的幾年里，我因沒辦法把材料遷出學校，就沒有辦法辦理護照，我失去了一些出境學習交流的機會。這些都是難能可貴，是好不容易才爭取到的，白白失去了，很可惜。”

　　王梓：不能跨越只能回避的就業選擇

　　和陳誠臨到畢業才發現自己的就業之路如此坎坷不同，在廣州一所高校讀書的王梓在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后，很早就開始留意將來的工作問題。

　　“我是2010年被確診感染艾滋病的，那時候我讀研究生二年級。當時除了心理上的恐懼，我最迷茫的就是不知道將來的路該怎么走，還有誰能夠幫我。”王梓說，在得知自己感染的最初那段時間，他能做的，就是瘋狂地上網查詢各種關于艾滋病感染者的信息和資料，希望能從那些和自己有著同樣經歷的人那里得到寬慰和幫助。

　　后來，王梓在網絡上找到了一些艾滋病感染者成立的互助組織，也在和他們的交流中漸漸了解到這個群體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難。“當時大家討論最多的，就是就業和就醫的問題。因為當時我也面臨還有一年就要找工作的問題，所以就特別留意了一下。”王梓說，互助組織里的很多人都提到公務員、事業單位、教師等職業都要檢查艾滋病，所以在考慮將來的擇業方向時，自己都刻意地回避了這些選項。“我本科學的是中文，研究生讀的是文藝學。本來當老師或者考公務員都是不錯的選擇，現在因為是艾滋病感染者，所以平白少了很多就業機會。”

　　王梓說，雖然他也知道很多單位的體檢標準和規定是和《艾滋病防治條例》相矛盾的，但是他并沒有勇氣去走什么法律維權程序。“到時候人家都知道我是艾滋病感染者，我走不進單位的大門不說，可能到別的地方也找不到工作了。所以，對于艾滋病感染者，我們需要的不是物質上的憐憫，而是平等和尊嚴。”

　　因為能夠讓艾滋病感染者選擇的職業少之又少，畢業后的王梓先是找到一家私立培訓機構做了兩年培訓教師。“其實我內心還是想當老師的，但是又不能選擇正規學校，所以只能到培訓機構當老師。”不過，由于培訓機構是按課時付費的，而且又沒有什么上升空間，因此在王梓看來，這仍不是一份能讓他滿意的工作。今年年初，他辭去了這份工作，轉去給一家私營企業做策劃。

　　“雖然我并沒有過因為是艾滋病感染者而被工作單位拒絕的經歷，但這并不意味著艾滋病感染者的就業歧視就消失了，只是我們在傷害開始之前就將它規避了而已。”王梓說，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針對艾滋病感染者的就業歧視條款都能廢除。“到那時，我一定要圓我的教師夢。”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