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識儲備告訴我，書信本是相當私人的東西，楊時旸給汪峰的信卻公開見諸于互聯網。楊時旸說是寫給汪峰的信，其實也是寫給所有明星的，更是寫給媒體和記者的。

　　被修改采訪文章的事我也遭遇過。千禧年那會，我還是個財經媒體的小菜鳥，被采訪對象審稿和改稿乃家常便飯。后來我和楊時旸一樣，也跑起了娛樂口，我以為這下可以逃脫被采訪對象審稿的命運了，結果不然。

　　楊時旸的這番遭遇早在10年前我就有所遭遇，只是我不曾像他這般奮筆疾書。在不否認本人斗志較低的前提下，我認為這種個人的沖突或說控訴意義不大，因為這樣的事情均有一個背景主導，如果追星現象始終存在，明星與記者的沖突在所難免。

　　記得2008年前后離開媒體機構時，我的一位特別要好的經紀人朋友曾跟我說過一句特別讓我不爽、又不得不佩服的話：“有的媒體給錢就能上。”作為其中的一員，我對這話本能地抗拒，但多年媒體經驗讓我不得不承認此言有它現實的一面。比如剛開始工作那會兒常見假記者被抓的新聞，后來才知，世界上有個行當叫公關。中國有句古話：“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拿了人家的車馬紅包，豈有不受制于人的道理。

　　楊時旸這篇書信試圖將重心引向“汪峰干預記者采訪”的高海拔，他敢這么說話，可能說明他沒有收受汪峰的紅包，所以底氣十足。楊時旸給汪峰的這封信不僅洋洋灑灑，對汪峰的電話質問回答得也嚴絲合縫，想必汪峰這會兒正一肚子困惑。如今明星采訪同樣講求輿論控制，幾乎所有在線的和準備上線的明星都有宣傳團隊和大量公關預算。控制媒體導向本就是宣傳團隊的基礎工作，打電話和記者質詢也是人家工作內容之一，并不足為奇。當然，汪峰親自給記者打電話還是多有不妥，真性情那面不說，還一不小心將自己赤條條地暴露在媒體槍口下，這是多少八卦狗仔求之不得的事。

　　楊時旸那篇叫做《汪峰的成功學：炫耀滄桑？》的文章大有標題黨之嫌，除了一些陳芝麻爛谷子的事，并沒采訪到太多新鮮內容。從技術上講，遠不及這篇給汪峰的信有新聞性。如今跟進媒體眾多，焦點在汪峰干預記者采訪上。其實汪峰的電話在后，報道見報在前。楊時旸與汪峰的對話頂多是馬后炮，所謂干預為時已晚。

　　楊時旸想治理藝人操控欲的初衷很好，但沒找準病灶，如果不從明星的公關潛規則體系下手，這種恩怨與筆仗純屬浪費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