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宣布，該市燃氣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金建平涉嫌貪污、受賄犯罪案已偵查終結并移送審查起訴。至此，金建平貪污公款3600余萬元，受賄400余萬元的犯罪事實也逐漸浮出水面。（10月15日《中國紀檢監察報》）

　　金建平的貪腐金額驚人，給單位和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但他真正引起媒體關注的地方還是其“演技”。根據報道，去年，金建平打算出逃香港，在機場被攔后逃往河北香河。辦案人員在其出租房附近發現一老漢，“戴著破帽子，蹬著三輪車”，像是去買菜，形跡可疑。經詢問發現正是金建平！三輪車上還有150萬現金——如此潛逃，其創意之獨到、裝扮之專業，不僅令廣大網友咋舌，就連職業演員孫海英都在微博上直呼：“望塵莫及，服了！”看來，又一個“影帝”即將誕生。

　　做官拼演技、官場出影帝，這是近些年輿論觀察到了一個官場新動態。許多官員臺面上滿嘴的仁義道德，肚子里卻全是男盜女娼；還有些官員沒事就愛扮演路人甲，掃個大街、坐個公車，然后與“群眾”玩個偶遇……可以說，正是借助平日里這點滴積累、反復訓練，我們看到，現如今許多官員的演技日趨專業化、表演思路明顯開闊，從而才有了金建平“裝買菜老漢出逃”這令人拍案叫絕的一幕的發生。

　　問題是，官場不是舞臺，當官也不是演戲，為什么部分官員卻如此熱衷于提升“演員的自我修養”？在我看來，這主要是與當下一些地方不正常的官場風氣、權力生態有關。一方面，實事求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風氣較弱，即便是官員之間也是整日“說著言不由衷的話，戴著偽善的面具”，久而久之便自然形成了一套“以假為核心、以演為外衣”的官場行為邏輯。像金建平也曾在公開場合要求下屬“嚴格家法，不犯國法”，可一轉身，自己卻貪得肆無忌憚，如此強烈反差，不靠裝、不靠演，怎么能玩得下去？恐怕早就被人舉報了。

　　另一方面，由于“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的問題仍然沒能得到有效解決，這也給了那些演技型官員以施展拳腳的空間。還是以金建平為例，從貪污第一筆公款到案發被查，其“潛伏期”長達9年。這期間，對他的監督在哪里？制度約束又在何處？換言之，要不是監督走了形式，制度當了擺設，就算金建平演技再高，也不可能潛伏那么長時間而不被發現。

　　可以說，相比抓捕一兩個貪官，如何改變官場的“表演型生態”無疑是一個更加值得反思、有待解決的課題。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有沒有演技型官員的存在已經成為衡量反腐敗是否由指標邁向治本的一個重要標志。試想：如果人人都卸去偽裝，不想演、不能演、也不需要演，那么本身不就意味著相關制度的健全、風氣的澄清嗎？如此環境下，出現巨貪的可能性不說為零，那也是微乎其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