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降級的省委常委能不能當好“科員”，真是出了一個“考題”，這“考題”在旁觀者看來很有趣味性，實際上事關處罰的嚴肅性和威懾力。

　　中央紀委16日上午連發處理三名省委常委的情況通報，雖然均被開除黨籍，但公職處分“待遇”各有不同。其中，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書記張田欣被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江西省委原常委、秘書長趙智勇則連降7級，降為科員。這種“斷崖式”降級，招致好評。

　　從高高在上的副省級，驟然降至普普通通的科員，與剛剛入職的大學生為伍，這樣的處分，因其本身具有的戲劇性效果，引發網民圍觀。如此巨大“落差”，不用說官員本人可能難適應，連旁觀者都頗有些意外。這樣一個曾經滄海的高官，會當什么樣的“科員”，他能服從管理嗎？其上級又是否敢管理？想想都覺得新鮮。

　　現實中，一個省委常委和科員之間，有著太多甚至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差別。比如，省委常委一般是有專車的，住房條件也非一個科員所能比。現在陡然而降，在名義的連降7級之下，他原有的那些配套待遇，會統統取消嗎？如果沒了公車和司機，搬到更簡陋的房子里，不知道他會有怎樣的感觸。

　　至于具體的工作安排，想必更是讓人“頭疼”的事。曾經高高在上的省委常委，突然“空降”到哪個單位，估計單位的同事都有點費神。和這樣一個曾經需要“仰視”的高官共事，讓他負責打印材料還是接待納稅人辦業務？無論哪種情形，想起來都有點“違和”感。

　　被降級的省委常委能不能當好“科員”，真是出了一個“考題”，這“考題”在旁觀者看來很有趣味性，實際上事關處罰的嚴肅性和威懾力。既然降級，就必須不折不扣地真降，無論怎么難以適應身份的轉換，在“科員”之位，就只能做普通的科員；而不能名義上降了，實際享受的待遇卻沒降多少。

　　公眾對這降級的好奇或懷疑，大抵源于類似處分的稀缺性。一直以來，公眾只見官員快速晉升，甚至還有邊腐邊升，卻鮮見“斷崖式”降級。揆諸黨紀國法，官員的升與降，原本就應該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有升就應該有降，理政問事不當，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損失，降級順理成章，豈能只升不降？

　　這一“斷崖式”降級也表明，以往在官員的升降管理上仍過于粗疏、寬松；尤其是實際操作中“只升不降”、“多升少降”的做法，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官員群體乃至社會公眾的錯誤理解。

　　當然，類似的降級處分，何種違紀對照何種降級，怎么降、降幾級等，仍有進一步明確、細化的空間。這其中，嚴格遵循程序正義，依法依規行事，本著對當事人、對公共利益負責的態度施以懲戒是一層意思，而擴大公開透明，別讓公眾一味從“涉嫌違紀”、“收繳其違紀所得”這樣的簡略表述中猜測推斷，則是另一層意思。

　　無論如何，此番中紀委對兩名副省級官員的“降級”處分，釋放出中央在查處違紀官員上的縝密設計。任何官員只要有違紀情形，必將受到相應的懲處。這也是一種再正常不過的政治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