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套人民幣壹圓上的第一位女拖拉機手

　　從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后開始發行人民幣，到今天，我國已發行五套人民幣。作為我國的法定流通貨幣，人民幣以美觀、大方、直觀的形式記錄了經濟發展變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目前，由于第五套人民幣進入流通，且作為市場上流通的主要貨幣，因此，前四套人民幣便逐漸進入藝術品市場，成為喜好收藏人士的寵兒。

　　在前四套人民幣的幣面上，有許多“勞動者”的形象，這些形象陪伴著更多的勞動者們，度過崢嶸歲月。或許，許多人都曾經以為，人民幣上的人物是畫家們“杜撰”出來的，殊不知，人民幣上的“勞動者們”確實是真有其人。

　　在“五一”勞動節即將來臨之際，本版就為您揭秘“人民幣上的勞動者們”。

第四套人民幣貳角上的兩位少數民族姑娘

　　第四套人民幣貳角上的兩位姑娘

　　1979年4月，20歲黃其萍來到北京。恰逢國慶30周年前夕，民族文化宮為舉行全國民族工作展覽，在全國各地挑選少數民族講解員。幸運的是，黃其萍作為湖南土家族的代表被選中了。

　　據回憶，在展覽當中，來了幾位記者和專業攝影師，為黃其萍拍了幾十張頭像。1981年，黃其萍的照片刊登在《中國各民族》畫冊上。而1980年版的貳角人民幣上也見到了黃其萍的頭像。

　　回憶起年輕時在北京的歲月，黃其萍在接受訪問時興奮地說：“在北京的日子終生難忘。同去的104位講解員分成兩個班，我擔任一個班的班長和團支部書記，自然就多了很多機會參加重大活動。”

　　與黃其萍相似，貳角人民幣上的另一位姑娘是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的蘇春熙，她也是當年被選到北京民族文化宮擔任解說員。

　　1980年的夏天，和其他十幾名少數民族少女一起，蘇春熙被指導老師叫去拍照。當時，那批被選去做講解員的朝鮮族女孩有兩名，被叫去拍照的只有蘇春熙一個。

　　1979年至1981年，蘇春熙在北京民族文化宮做講解員后，曾被留在中國民族博物館工作，后來又回到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工作。1985年至1987年先后到中央民族大學和北京大學學習后，1989年至1991年又去韓國工作了幾年，之后，她選擇回國結婚生子。

　　壹圓紙幣上的侗寨“一枝花”

　　與貳角紙幣上的兩位姑娘相比，第四套人民幣壹圓紙幣上的侗族姑娘石奶引的經歷更為平淡。現在，壹圓紙幣上的侗族姑娘石奶引仍舊生活在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從江縣慶云鄉佰你村。

　　據了解，石奶引家共有六兄妹，三男三女，她是老大。小時候的石奶引，翹翹的鼻子，美麗的大眼睛，還有那頭烏黑的長發，讓她看起來楚楚動人，被譽為寨子里的“一枝花”。不僅如此，她還心靈手巧，唱歌、刺繡、織布、染布，一學就會。到14歲的時候，她就能獨立織布、染布做衣服。

　　大約是在1978年，當時，石奶引只有16歲，當時還是一個少女。她身著侗族盛裝，去從江縣洛香鎮趕集，街上熱鬧非凡，她和姐妹們正在購買做刺繡用的針線，恰遇有畫家來采風。

　　當時，她身著慶云侗族服飾、耳戴慶云耳環、盤慶云女人發型，深深地吸引了畫家的眼光，在1996年版壹圓人民幣上，后來出現了她的頭像，隨著人民幣的流通走進全國千家萬戶。

　　回到家后，石奶引沒有把這事告知父母，也沒有告訴其他任何人，而且很快就忘記了這件事情。“要不是后來有人說錢上的女孩像我，這件事我恐怕就記不起來了。”石奶引曾經說。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如今，石奶引已經有兩個女兒，并已外嫁生兒育女，她也已當上了外婆。

　　壹角紙幣上的人物已去世

　　1980年版第四套人民幣中壹角紙幣上左邊的勞動者叫做王德安，是個苗族阿哥。上個世紀50年代時，曾任貴州省黔東南州州長，后在貴州省體委任職。

　　王德安的頭像上了人民幣，這件事王德安周圍的同事都知道，他也對家里人說過，但他并沒有詳細地說過拍攝過程，他把這件事看得很淡，并沒有刻意讓別人去了解。據周圍人推測，應該是上世紀70年代末，王德安工作時，曾穿著苗族服裝帶領蘆笙隊表演，照片是攝影師給他拍的。至于人民幣右邊的那個人，他也不認識。王德安已于2006年7月去世。

　　第三套人民幣：

　　壹圓上的第一位女拖拉機手

　　1962年4月我國發行的第三套人民幣中，壹圓紙幣上的女拖拉機手的原型，就是新中國第一個女拖拉機手梁軍。據了解，梁軍1930年出生在黑龍江省綏化市明水縣，1948年，她所在學校決定辦農場，派學員去參加拖拉機訓練班學習。兩個月后，學成歸來的梁軍和同學們駕駛著3臺拖拉機回到學校。隨后，學校成立女子拖拉機隊。

　　1950年6月，學校宣布以梁軍命名的新中國第一支女子拖拉機隊成立。她還作為全國工農兵勞動模范代表，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的親切接見。

　　40多年以后，梁軍才知道自己上了人民幣。離休后的一天，梁軍在報紙上看到一篇文章，說1962年4月發行的第三套人民幣“壹圓”上的女拖拉機手原型就是她。

　　她也隱約記得1959年11月的時候，國產首批“東方紅—54”拖拉機運抵黑龍江，她按捺不住激動，跳上一臺“東方紅”拖拉機開著兜了一圈，被在場的攝影記者抓拍了下來。但因沒有相關部門的正式通知，她也不敢斷定那原型就是自己。

　　2003年時，中央電視臺主持人崔永元做節目，專門就此向中國人民銀行查詢，得到的答復是肯定的：壹圓錢上的女拖拉機手原型就是梁軍。

　　伍角上的紡織女工

　　蔣定桂，一個普通，又不普通的人。說她普通，因為她只是個紡紗女工，忙碌在紡紗車間，只有最質樸的愿望，照顧好自己的母親；說她不普通，不只是因為她的形象上了人民幣，更因為她的父親——蔣光鼐。蔣光鼐，字憬然，因抗戰而聞名。這位十九路軍總指揮、淞滬警備司令，曾指揮過著名的淞滬抗戰。周恩來亦曾致函：“先生以抗日前導而為華南和平民主之支柱，力挽狂瀾，舉國矚望。”

　　第三版人民幣紙幣，藍色成為其主色調。在這版紙幣的正面，是一張紡織廠細紗車間的圖案。細紗車間圖案中繪有三位紡織女工，左邊是個正在換粗紗的女工，右邊是個巡回中的擋車女工，正中央則是一個推著絡紗機的女工，這就是蔣定桂。

　　在周恩來的過問下，蔣定桂被安排到中國紡織科學研究院棉紡分廠，成了工人階級的一員，她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紡織女工。

　　據了解，蔣定桂在細紗車間擋過車，絡過紗，還在試驗室當過實驗工。1972年版人民幣伍角紙幣上的畫面，就是以她工作的車間設計的。只不過在這張人民幣面市之前，蔣定桂并不知道此前常在車間不時拍照畫畫的人，就是這張人民幣的設計人員。

第一套人民幣拾圓鈔票上的工人農民圖案

　　第一套人民幣的工人形象

　　作為第一套人民幣的設計雕刻制版者和參與者，楊琦，幸運地成為第一套人民幣拾圓紙幣圖案上的工人原型。

　　據了解，當初設計拾圓、伍拾圓的圖案初稿時，決定用工人和農民一手拿鐵錘，另一手拿著槍的圖案。而之所以選擇槍，是因當時戰爭仍在進行。時任印鈔局長看后覺得不妥，決定工人和農民的姿勢不變，把槍去掉。

　　設計圖敲定后，楊琦被幸運地定為拾圓紙幣上的工人模特。楊琦穿上工人的工作褲，戴上一頂工作帽，肩扛鐵榔頭，另外一位設計者翟英穿上房東的衣服，戴上一頂用竹篾片編的涼帽，肩扛鋤頭。畫師為兩人畫肖像畫，經過6天才完成。

　　人物像畫好后，楊琦負責設計花邊，翟英設計工農并肩的主圖。兩人完成后，再拼成完整的人民幣圖案。

　　人民幣上的“勞動者”考辯

　　出現在人民幣上的人物原型，是前幾年頗為引人矚目的話題。作為原型，出現在人民幣上，也體現了國家對于勞動者的重視和尊敬。但是，人民幣的設計有著嚴格程序，是一項長期的、復雜的、艱辛的過程，不是簡單地畫幾個人物就行。

　　作為重大項目，人民幣設計、印制從票面主題的確立，到主景人物、風景的選擇，都是經過反復論證確定。票面的結構、色彩的確立、特色的體現、各種要素的和諧，則經社會上、銀行內的專家多次設計、修改。設計稿成熟之后，由中國人民銀行上報國務院，經討論提出意見后再修改、再上報，最后由黨中央、國務院審查、批復。這是一個長期的、復雜的、艱辛的過程，短則幾年長則十幾年。因此，相比之下，某票面上的某個人就是自己的說法顯然太過簡單。

　　顯而易見的是，人民幣的設計者都是業內的專家，其美術創作是嚴謹而有高水準，不可能簡單照抄照搬。在設計第三、四套人民幣時，中國人民銀行曾成立了一個專家組。羅工柳負責人民幣設計的思想主題、正背面主圖景的選擇、票面框架結構等問題的把握。其曾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創作過《地道戰》、《整風報告》、《玉碑》等著名油畫作品。而侯一民、鄧澍夫婦是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幣上主圖景的設計者，他們創作、設計了16個票面上的人物、風景共20幅。侯一民曾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是中國第一代油畫家的杰出代表；鄧澍則在蘇聯列賓美術學院留學6年，極具藝術天分的她創作過大量的油畫精品。

　　周令釗、陳若菊夫婦負責第三、四套人民幣票面總體布局的繪制，裝飾風格的確立，圖案、花紋的選擇與繪畫。周令釗是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是開國大典時天安門城樓毛澤東畫像的創作者，參與過國徽、共青團和少先隊隊旗的設計；陳若菊則是原中央工藝美院的教授，第三、四套人民幣的十余幅票面上的經典、吉祥、喜慶的民族圖案與元素，都源自于她和同事們日以繼夜的創作。

　　在回答人民幣上的勞動者與票面上肖像掛鉤時，侯一民曾表示，人民幣上所有的人物都是藝術創作，在了解了每個民族的基本信息后，進行綜合、提煉、創作出來的。

　　創作過程中，設計者們刻意避免完全照搬某一個具體人物形象。如果說這個人像鈔票上的人物，這有可能，因為我們就是結合了這個民族人物的氣質和五官特征創作的，所以說人民幣上的人物，絕不是張三也不是李四。

　　人民幣設計與其他藝術創作一樣，有艱難的創作過程，搜集素材僅是創作前的準備工作，不是畫過誰票面上就是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人民銀行派專人陪同，邀請藝術家到云、貴、川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采風。

　　陳若菊回憶說：“我們發現哪個人物形象好，服裝裝飾好就拍照，或者讓他們站一會兒，我們當場勾畫。有的人特別是一些女孩兒不好意思，我們就說，咱們一起照個相可以嗎？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素材。如果不到當地去采風，就找不到那種感覺，就沒有創作靈感。”之后，侯一民又到內蒙古與四川的阿壩、紅原等地采風，搜集素材。他說：“我們先后走了1萬多里路，耗時三年才畫出來的。”可以斷定，這期間被他們照過相、畫過速寫的人物眾多。

　　在北京印鈔有限公司、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乃至中國人民銀行的檔案室中至今還保存他們的創作、設計的多幅草圖、素描稿、彩色稿、上報稿以及相關文件。人民幣的設計與其他藝術創作一樣，需要積累、需要素材、需要感覺。照一張相、畫一幅速寫，僅是畫家搜集素材的方式而已。

　　人民幣的票面是凝聚著才華和智慧的藝術精品，藝術家們的艱辛創作過程記錄了人物、風景的誕生，“票面上的人就是我”這一說法不成立。

　　侯一民、鄧澍回憶道：我們倆畫這些票面人物就根據毛主席的一句詩“六億神州盡舜堯”。不是從獵奇的角度畫，不是只局限于把這個民族和那個民族區別開，而是把他們作為國家的主人表現的。因此，如果票面上就是張三李四，何以要幾位大師幾年間持續創作、修改呢？

　　所以，人民幣上的人物不僅是塑造一個個很普通的勞動者，賦予他們一種主人翁的精神狀態，同時還要體現出人物健康的美。因此，藝術家們多年的藝術積淀加上行路萬里，到少數民族居住地采風、尋訪、搜集素材，綜合起來、融會貫通，才使他們筆下的民族人物形象準確、性格鮮明、氣韻生動、惟妙惟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