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電視劇《焦裕祿》在央視播出以來，受到廣泛歡迎，焦裕祿這位被歷史銘記的人民公仆再次感動了無數中國人。作為該劇編劇的全國政協委員何香久對《焦裕祿》的創作深有感悟。自本期始，本刊特開辟專欄“編劇手記”，陸續刊登何香久在該劇創作過程中一個個難忘的瞬間。

　　中國傳記文學學會會長萬伯翱先生把長篇電視劇《焦裕祿》編劇的選題交給我時，說了一句讓我一生都不會忘記的話，他說：“再過一千年，人們也不會忘記焦裕祿。”

　　那是2009年秋天，在北京河北辦事處的一間客房里，萬伯翱先生、浙江永樂影視公司總經理程力棟先生、《焦裕祿傳》的作者之一陳新先生等和我一起溝通這部30集電視劇的創作。他們選定我擔綱劇本的編劇。當時，永樂公司拍攝的長篇電視劇《雷鋒》已經封鏡，正在做后期。

　　接了這個劇本，很多朋友都說這是個不好寫的本子，有的朋友干脆勸我不要碰這個題材。他們的意思我心知肚明，我知道這個選題有太多的挑戰性。關于焦裕祿，上世紀60年代有穆青、周原同志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上世紀90年代有李雪健主演的電影《焦裕祿》，還有那么多的傳記作品。可以說，焦裕祿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已經定了型，甚至定了性。我還怎么寫？這是最大的顧慮。其次，我們的時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這個人物的時代意義如何把握？這是又一層顧慮。

　　我決定先到蘭考走一走。

　　到蘭考那天已經是下午5點多鐘了，先去拜謁焦陵。

　　我看見焦裕祿同志墳前擺放著供品，而且那供品還是新的，我感到很奇怪，就問蘭考的同志：今天是什么日子，為什么有人來給焦書記上墳？蘭考的同志說：這里經常有人來擺放供品，鮮花、蒸饃、水果等等，從來沒間斷過。蘭考的老百姓把焦書記當成了神——當然是他們心目中的人格神。他們有高興的事，來向焦書記說一說，有什么委屈的事，也愿意跟老書記念叨念叨。

　　這件事一下子就把我強烈地震撼了。

　　一個領導干部，去世快50年了，人們還那么懷念他，這個場景對我心靈的觸動之深，難以用語言形容。說實在話，在接受這個創作選題的時候，我是有很多顧慮的。但是一進蘭考看到的這個場景，我的信心陡然增加。

　　接下來采訪，我每天都處在深深的感動中。

　　在焦裕祿紀念館里，我看到了焦裕祿遺物，他穿過的衣物上打滿了補丁，一床褥子上的補丁有40多個，一床被子補得看不出原來的顏色。還有他下鄉騎的自行車，他辦公室里的那把破了一個大洞的藤椅。焦裕祿到蘭考工作時，他的肝病已經很厲害了，肝痛難忍，手邊有什么東西就抄在手里，在肝部頂一下。笤帚把、茶缸蓋、鋼筆桿、鐵鍬柄，抓到什么就拿過來壓在肝部，藤椅上的那個大洞，就是這么頂出來的。

　　在焦裕祿的遺物前，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淚水。

　　我采訪了焦裕祿的老同事、老部下、蘭考的鄉親等120多人，很多人一提起焦裕祿，就淚流滿面，泣不成聲。我來蘭考之前，和《焦裕祿傳》的作者陳新先生談這個題材，陳新老師講到焦裕祿，掩面飲泣，一個70多歲的老人，哭得像個孩子一樣。他說：“我就不能說焦裕祿，情感上受不了，支持不住。”這使我感情受到的巨大沖擊。一個人離世近50年，還能讓想起他的人落淚，這說明焦裕祿真正活在人民心里，說明我們這個時代，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對這個偉大靈魂的呼喚。“百姓誰不愛好官”？一個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領導干部，人民必然把他放在自己心中的最高位置上。

　　蘭考的采訪讓我堅定了信念：我應該寫焦裕祿，而且一定要寫好焦裕祿。作為一個作家，同時也作為一個領導干部，這是責任所系，使命所系，更是良心所系。

　　在蘭考，我聽到最多的，是關于焦裕祿與人民群眾那種“血濃于水”的情感的描述。

　　焦裕祿到蘭考工作，可以說是“受命于危難之間”。

　　蘭考縣從歷史上就多災多難。翻一翻舊縣志，那些記載讓人毛骨悚然。明崇禎十一年到十三年，連續3年大旱，赤地千里，田野一空，出現了“三人同行，二人同食一人”的現象。縣志還記載著“若有人死不葬，煮而食之”。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蘭考的災難？是黃河泛濫。天下黃河十八彎，最后一道彎在蘭考。歷史上記載，從1477年到1785年的400多年間，黃河在蘭考境內先后決口29次，有8次大水漫堤，全境成為澤國。黃河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泥河，到中下游的黃河里面一年流挾的泥沙有16億噸，這么多的泥沙高到一定的時候，決堤就是必然的事。今日蘭考有籍可考的黃河故道有11條，11條黃河故道形成了更多的黃河故堤，故堤環繞沙丘，又形成上百個風口，給這個縣留下大片的沙荒地、鹽堿灘，風沙、內澇、鹽堿成為亙古不變的“三害”。

　　焦裕祿到蘭考時是1962年底，三年自然災害的最后一年也是最嚴重的一年。一冬無雪，三春無雨，風沙打死21萬多畝麥子，秋天又遭內澇，淹死30萬畝莊稼，鹽堿地堿死10多萬畝青苗。當時蘭考所有耕地加起來不足100萬畝。畝產不足40斤，全縣糧食產量降到歷史最低水平，全縣36萬人，災民就有近20萬人。開封地委為了改變蘭考狀況，先后物色過幾個干部去任職，可人家一聽說去蘭考，就連連搖頭。最后物色了正在尉氏當縣委副書記的焦裕祿，地委領導找他談話，直言不諱地告訴他，蘭考是全地區最苦的一個縣，最窮的一個縣，最困難的一個縣。面對三個“最”字，焦裕祿沒有半點猶豫。他說什么？他說：“感謝黨把我派到最困難的地方去工作。”他還表示：“不改變蘭考面貌，我決不離開那里！”

　　焦裕祿剛到蘭考工作時，干部隊伍思想不穩定。工作環境太艱苦了，所以很多干部都想方設法調出蘭考。有個干部編了個歌謠，叫“十二愁”，說：“吃也愁，燒也愁，穿也愁，住也愁；前也愁，后也愁，黑也愁，白也愁；出門愁，進門愁，愁來愁去沒有頭。”

　　當時蘭考縣有個特殊的機構——“勸阻辦公室”。“勸阻辦”是蘭考當時特有的產物，全國2000多個建制縣，只有蘭考有“勸阻辦”。因為蘭考逃荒要飯的人多，縣委就專門成立了一個勸阻流民的辦公室，各公社、各大隊都有相應機構，在村里勸，在路口截，在車站堵，目的只有一個：減少災民外流。焦裕祿到蘭考沒幾天，就把“勸阻辦公室”這塊牌子摘了，掛上去的是“除三害辦公室”的牌子。

　　這兩個辦公室的一撤一立，也是焦裕祿改變黨和政府工作態度和作風的第一個大舉措。也是向群眾表明黨和政府的決心：不再回避問題，而是直面困難，帶領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改變蘭考面貌。

　　從縣檔案館借出1962年到1964年上半年的縣委工作檔案，我用一個星期的時間，把焦裕祿在蘭考工作的475天，逐日梳理，編制了一個日程表，這個日程表編排完了，我蒙上被子大哭了一場。475天，除了治病的那段日子，焦裕祿幾乎天天在第一線，每天都有動人的故事發生。

　　蘭考有200多個村莊，焦裕祿在蘭考當縣委書記的一年半時間內，走了122個。他不是“走馬觀花”，不是“蜻蜓點水”，而是坐到群眾家的炕頭上，深入到牛屋里，把身子撲到大田中。焦裕祿一進村，挨家挨戶串門，如果趕上吃飯時，第一個動作是掀開鍋蓋看一看，看看群眾有沒有吃的，吃什么。再看柜里有沒有糧食，有沒有棉衣棉被。見了六七十歲的老太太就喊娘，老人們說：“你是縣委書記，把俺叫娘，俺怎么擔得起呀？”焦裕祿說：“在俺山東老家，俺娘也是您這個歲數。”他真正把群眾當成自己的親人。在蘭考，我發現人們說起焦裕祿，大都不稱“焦書記”，而直呼“老焦”，一聲聲“老焦”，讓我一次次怦然心動，熱淚難禁。

　　當年大通訊的作者穆青、馮健、周原1990年重返蘭考，寫下《人民呼喚焦裕祿》。文章寫道：“蘭考人心目中，焦裕祿沒有死。在村頭、田間，在農舍、牛屋，在農村飯場，在夜半夢鄉，他們似乎還跟焦書記傾訴自己的心里話。”

　　劇本創作中，我一遍遍讀著這些文字，涌在筆端的思緒，仿佛也有了熾熱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