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影燈下，一場與“無聲刺客”的生死競速正在上演——靜脈麻醉后，方向明手持視頻喉鏡，將導管緩緩推入一位膿毒癥患者氣道，順利完成插管，隨后外科團隊開始手術。

這是方向明從醫近四十年來，與膿毒癥較量的又一次勝利。她已數不清接診過多少患者，在眾多急危重癥病例中，膿毒癥猶如“無聲刺客”，總是令她棘手。

方向明深知麻醉的重要性，這是患者手術時要闖的第一關。但她發現，傳統麻醉方式不太適用于膿毒癥，容易出現反流誤吸等情況，會直接影響后續手術順利進行。如何從麻醉角度尋找最優解，是她這些年一直在攻克的難題。

方向明的故事，知道的人不多。她和自己長期從事的麻醉專業一樣，在公眾視野中屬于“幕后”和“配角”。這些年，作為我國首位亞洲青年女科學家，且研究成果兩次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等榮譽，才讓方向明被越來越多圈外人知曉。

自16歲考入原浙江醫科大學，除了畢業后有四年時間留學德國讀博，方向明的工作和科研軌跡幾乎沒有離開過浙大附屬醫院。

她深耕膿毒癥致病機制和治療，研發新型麻醉方案解決膿毒癥麻醉國際難題，惠及上萬患者；她推動多學科診療（MDT）模式革新，將臨床實踐智慧凝結為行業標桿。

不久前，我在浙大一院余杭院區麻醉科見到了方向明。溫婉的氣質，柔和而篤定的語調，在近一天的交談里，她分享著職業歷程與生活點滴，有喜悅，也有探索中的迷思。

方向明也會出其不意，偶爾轉換角色“采訪”我幾句，這份對人與事的天然探索欲，恰是她一次次攻堅克難、挽救生命的原動力。

科學界的“撞墻派”

從醫近四十年，方向明對一些日常細節不太講究。比如那間我們兩人坐下來交談都略顯局促的辦公室，她說“夠用了”。可唯獨對一件事從不將就：攻克膿毒癥。

這是一種古老而兇險的疾病，時常發生在我們身邊——

一名五十多歲的大叔，因為手指劃傷沒去醫院就診，感染了膿毒癥；八個月大的寶寶，反復咳嗽一個多月不見好轉，送到醫院后發現竟然是膿毒癥；一場貌似普通的感冒發燒，也能進展成膿毒癥……

簡單說，膿毒癥就是人體在對抗感染時“用力過猛”，誤傷了自己，導致多個器官同時損傷，甚至衰竭。這個每年奪走全球上千萬人生命的“刺客”，病死率極高、治療費用高昂，發病原理至今還未完全闡明，國際醫學界一直高度重視卻踟躕多年。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即使在醫學技術領先的歐美發達國家，膿毒癥死亡率都接近50%。世界衛生組織曾發出呼吁：“優先加強膿毒癥的預防、診斷和治療。”

當方向明決心研究膿毒癥時，朋友曾勸她慎重：涉及多學科，難度太大，且當時國內臨床數據幾乎為零。

“缺什么，就補什么。”方向明笑稱自己有些“叛逆”，偏愛走獨木橋，“我是科學界的‘撞墻派’，這堵‘南墻’，我撞定了。”

2005年起，方向明拉著科室里幾位同事，針對膿毒癥開展了國內首個全國性的流行病學調查，先根據地域分布梳理出幾十家意向醫院名單。“剛開始對接時，經常吃閉門羹。”方向明回憶，有好幾次登門拜訪，大家圍繞相關研究領域聊得火熱，一提合作的事就說“再考慮考慮”，她知道這是被婉拒了。個中原因很簡單：這事太難，做起來太麻煩。

方向明沒泄氣，她改變了策略，翻開通訊錄，開始動用一切關系，找熟人幫忙牽線搭橋。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終于，北京、廣州、武漢等國內10家大學附屬醫院同意合作。

緊接著，團隊兩人一組，分頭奔赴各地醫院“蹲點”：有些醫院沒有電子數據庫，只能去資料室一頁頁翻記錄，找到病例后再電話回訪患者，了解詳細情況，不少患者還沒聽清來意就罵了聲“騙子”，便掛斷了電話；碰上醫院數據不全的，幾人就輪流值班等在ICU門口守候新病例。夜幕降臨時，大家一身疲憊回到住處，繼續在燈光下整理、分析、記錄。

2007年，凝聚了團隊無數心血的我國膿毒癥流行病學調查數據終于發表，包括發病率、死亡率、感染病源等，填補了國內該領域的數據空白，為后續研究和醫療資源調配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地圖”。

向教科書“宣戰”

方向明性格溫和，但時常與困難“硬碰硬”。

“你以前愛看什么書，看過《十萬個為什么》嗎？”方向明突然問我，書中那些故事至今令她著迷，“我喜歡科學，喜歡研究。”

彼時，國內關于膿毒癥的相關數據庫有了，方向明還是找不到有效的治療方法。“現在回想，‘良方’其實就在臨床病例中。”

2007年的一天凌晨，還在睡夢中的方向明接到了急診室的電話。“有位腸梗阻患者病情嚴重惡化，需要立即手術！”

掛斷電話，方向明就打車往醫院趕。同一時間，患者的最新檢測報告顯示為膿毒癥。不料，麻藥推入病人體內沒幾分鐘，監護儀響起的異常“滴滴”聲，便打破了手術室的寧靜。“不好，患者出現了反流誤吸導致吸入性肺炎！”方向明心里一沉。

那天，從手術室到辦公室的路好像格外漫長，方向明回過神后，在筆記本記下了這個病例。短短幾行字，帶給她的沖擊卻很大：理論上，麻醉師要做什么她都知道，為什么這位患者還是會反流誤吸？

“從麻醉角度，是否還有更優的方案？”之后幾年，方向明在大量臨床病例和數據中抽絲剝繭，尋找答案。

“現在看其實不難，就是控制好兩個環節，呼吸和循環。”方向明打了個比方，麻醉過程好比飛機航行，起飛和降落階段是最關鍵的，專業上稱為麻醉誘導和復蘇階段。

呼吸和循環就處于這兩個階段，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得改變插管和用藥方案。

“教科書上就是這么寫的，大家都做了幾十年，挑戰權威能行嗎？”方向明的想法一說出口，同事心里犯起了嘀咕。

首先是插管方式。方向明大膽提出，放棄常規的仰臥位，改用“側臥位可視化氣管插管技術”，舌根不壓迫氣道，自然就讓出了操作空間，同時也能降低因誤吸所致的窒息和嚴重肺損傷——就像睡覺打呼，側躺會緩解。

但翻轉90度，操作視線會被遮擋，對醫生技術要求更高。2012年，方向明帶著團隊花了整整兩個月反復論證、完善方案，終于通過了醫院倫理委員會的審核。緊接著，團隊利用磁共振開展側臥位氣道三維結構重建研究工作，為后續臨床應用奠定了理論基礎。

為了確保每個動作精準到位，方向明甚至專門請來中國美術學院的老師，讓她的學生當模特，把整個操作流程一步步畫成清晰易懂的示意圖。這五幅精心繪制的流程圖，至今還掛在麻醉科的走廊墻上，被大家戲稱為“方老師的武功秘籍”。

2015年，側臥位可視化氣管插管技術正式用于臨床治療。

在用藥方案上，她和團隊則創新性地提出了“滴定式麻醉誘導和復合麻醉方案”。核心就是“小劑量、慢慢加、個性化麻醉”加上“精準控制容量和速度”，像用滴管一樣精細調控，確保病人在麻醉過程中呼吸平穩、血壓穩定。

依托這些救治技術，團隊領銜制定了國際首個膿毒癥麻醉救治專家共識，被美國麻醉醫師協會采納和推薦，成為國際同行眼中的“中國方案”，業內專家贊譽這套方案推動了學科的發展。

2020年，相關研究成果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多一家醫院掌握這些技術，就能多救治一些患者。”如今，方向明的期望和努力，已化為一條實實在在的下降曲線——在示范應用醫院，我國膿毒癥死亡率從2007年的48.7%降低至目前的19.3%，核心技術在24個省、80多家醫院推廣使用。

不為論文為救命

就在不久前，方向明又用她的“側臥位插管”技術打了一場漂亮仗。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巨大的甲狀腺腫瘤把氣管壓得只剩一條細縫，最窄的地方只有2毫米，稍有差池，這條生命通道就會徹底關閉。

方向明果斷決策，在精準的鎮靜和表面麻醉下，采用側臥位技術，讓導管穩穩地穿過了那道“生死線”，順利完成手術。第二天，家屬發來了情真意切的感謝信。

已經不知道多少回，這種把病人從鬼門關拉回來的興奮和成就感，總會讓她想起幾十年前那個普通的中午——

那天，母親跟往常一樣領著她去衛生院食堂打飯。“張醫生，來了個危重病人！”沒吃幾口，只見有人一路小跑沖進食堂，把母親喊走了。方向明習慣了這樣的場景，自顧自吃完飯，走回母親辦公室，坐在小板凳上看書。

兩個多小時后，手術室外傳來一陣嘈雜聲，緊接著是母親清脆的嗓音：“手術很順利。”方向明站起來，一蹦一跳往門外跑去。母親滿臉笑意，額頭的汗珠被燈光照得透亮，彎下腰捏了捏她的臉：“今天這個病人好險啊，總算是救回來了。”

年幼的她還不太懂那是什么疾病，但母親那一刻的笑容，像一顆種子，深深埋進了她的心里。

打記事起，方向明最熟悉的地方就是衛生院。那時，母親是寧波一名“赤腳醫生”，工作忙沒時間做飯，天天帶著方向明上班。母親穿著白大褂給患者看病，她就在旁邊看著，有時還會模仿一些動作。

“現在我讀懂了那個笑容。”方向明若有所思，如今自己也跟母親一樣，無論什么時間，只要接到這樣的電話，就會條件反射地趕過去，從來就沒有想過“值不值”，而是本能覺得“就該這么做”。

或許正是醫者面對生命召喚時最本能的純粹，在和素不相識的人產生聯結的時候，“舍小家為大家”從來不是一句口號，是他們每天在病房、在手術室實實在在干的事。正如魯迅先生曾說的：“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和方向明息息相關的，在身邊，也在2000公里外。

2016年，在浙江省對口援疆項目的推動下，方向明帶領浙大醫療團隊來到新疆兵團第一師醫院進行幫扶。

第一次來到阿克蘇，一下飛機，湛藍的天空、廣袤的土地、成片的花朵，整個城市都在熱烈地迎接他們。而兵團第一師醫院的醫生，也早早在門口等候。

在醫院那幾天調研時，方向明看到病床上躺著幾位四五十歲的膿毒癥患者，很是揪心：“這些頂梁柱要是倒了，他們的家庭怎么辦？”幾天交流下來，她發現新疆醫生臨床處理水平并不差，醫療設備也挺先進，但膿毒癥死亡率就是居高不下。

“新疆太大了，病人送過來往往已經非常危重，留給醫生的時間和空間都太有限了。”方向明找到了癥結。她沒有簡單地傳授理論，而是精心挑選出自己多年積累的典型病例，用“仿真模擬”的方式，手把手教當地醫生實戰操作，努力提高成功率。

“醫學科研成果放在紙面只是冷冰冰的圖文，但應用到臨床中，拯救的卻是千萬人的性命。”方向明想的從來不是“我來救你們”，而是“要讓你們自己能救”。讓她特別高興的是，當地一支醫療團隊因為掌握了這些技術，后來成功獨立申請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

千里之外的這片土地，總是讓方向明特別牽掛，也讓她更加珍視自己的價值。“退休后，我想常駐新疆，或者其他偏遠地區、農村。”

方向明心里裝著患者，也裝著一群“孩子”：她的學生。他們中的大多數，更喜歡叫方向明“方老媽”，因為大事小事，“方老媽”都會操心，有求必應。

采訪中，博士后葉慧還透露，“老師以前凌晨五六點到單位，看兩個小時書再上崗”。

“一個半小時。”方向明在一旁打斷。她總是通過一些具體的小事告訴學生要嚴謹，樣本是三個就是三個，要實事求是。

大多數時候，方向明又很包容，她希望給予學生足夠的成長空間，讓他們能放開手腳做研究。目前，方向明已培養博士、碩士研究生157人。

而她自己，也喜歡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膿毒癥的難題至今還未完全被攻克，方向明又在“撞另一堵南墻”——細胞治療。如果研發成功，或可再次為世界膿毒癥患者帶來福音。

這就是方向明做科研最想要的回報，不為論文為救命。這并非英雄主義，而是一種對生命最樸素的敬畏，驅動著她四十年如一日，在寂靜的“幕后”，與那無聲的“刺客”持續較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