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偷襲珍珠港的軍事行動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展有著重大影響。鮮為人知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前，曾經有個中國人作出了準確的預測，他就是鄧葆光。

鄧葆光曾就讀于董必武創辦的武漢中學，陳潭秋是鄧葆光的班主任和國文教師。從此，在鄧葆光心中就埋下了馬克思主義的種子。

1925年至1932年期間，鄧葆光先后到武漢、上海“集永亨”棉花商號當學徒、賬房先生，在紗布交易所“茂記新”商號得到了老板古槐青和古耕虞（曾是中國民主建國會負責人之一、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大力支持，從此，走上了研究經濟的道路。

1933年至1936年，鄧葆光在日本東京留學期間，系統學習了收集、整理、管理、運用資料的方法，撰寫了大量經濟論文，發表在國內及日本的報刊上，受到了“復興社”的胡屏章的重視。學成回國后，在胡屏章的引薦下，鄧葆光成為軍統局代號“王進”的國際股科員，專門研究日本經濟。

1937年秋，鄧葆光來到武漢，了解到武漢中學校友謝甫生在臺兒莊大捷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于是在漢口八路軍辦事處拜訪了董必武，董老說：“當前，我們的目標是團結抗日，將來，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過去，我們是師生，現在，我們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戰友，將來，我們將殊途同歸。希望你能為人民多做好事，為抗日多作貢獻。”通過在武漢的耳聞目睹、親身經歷的比較，鄧葆光內心作出了明確抉擇。

1938年8月，鄧葆光的材料《搶購敵區物資，安定后方經濟，增強抗戰力量》，對積極抗戰起到了重要作用，被提拔為二處經濟科副科長、軍統局機要室經濟秘書，主持經濟作戰室。從此掌握了軍統的財政大權，接觸了各種機要情報。

有一次，鄧葆光到檔案室翻閱情報，發現了“日本外交密碼本”，憑著專業敏感性，經過分析研究，發現了重要信息：日本與蘇聯政府舉行了商務談判，蘇聯要求日本方面供應橡膠若干萬噸，日本要求蘇聯方面供應木材若干立方米作為交換，雙方經40天秘密協商，達成協議，并已正式簽字，并注有“北方可以放心”字樣等等。

鄧葆光查閱資料、細致分析：蘇聯供應日本木材，因為蘇聯的西伯利亞有大片原始森林，很正常；日本供應蘇聯橡膠，就很奇怪！日本沒有橡膠資源，哪來那么多橡膠定期供應蘇聯呢？日本絕對不會用巨資購買東南亞諸國的橡膠供應蘇聯；日本對東南亞早已垂涎三尺，應該馬上就要動手了！

很快，鄧葆光又發現一個情報：日本海軍主力艦出現在新加坡東面的中國南部海域。這就是日軍南下的信號！于是，鄧葆光迅速把相關信息和預測判斷作了詳細匯報。

美方認為這是極重要的情報，于是，美海軍參謀部立即派人找到鄧葆光。鄧葆光分析道：“日軍侵略東南亞，迫在眉睫，而侵略東南亞后，必將掃除太平洋地區的障礙，以求把太平洋變成他們的日本內海。這樣看來，他們還可能進一步南下。到那時，貴國太平洋中的大小島嶼就必然首當其沖了。”得此情報后，美國準備討論采取對策，未能及時落實應對措施，但日本未經宣戰，就發動了偷襲珍珠港的軍事行動。

1941年，鄧葆光以經濟研究室少將級副主任兼任經濟科長，獨掌軍統的經濟大權，從此對軍統組織的黑幕內情也越來越了解，對自己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明智選擇感到欣慰。1944年，他巧妙地保護了秦豐川、梁秉才等共產黨員，并把秦豐川推到軍統經濟研究室主任的位置上，為其開展革命活動提供許多支持和便利。

1945年冬，經過鄧葆光和秦豐川、邱成鋒等人的精心謀劃，“東方經濟研究所”成立，鄧葆光同時結識了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潘漢年的聯絡員吳湄，借機把許多中共黨員安排在關鍵崗位上，東方經濟研究所成了共產黨活動的一個陣地。

鄧葆光作為日偽敵產接收大員，掌管著大量敵產。他采取拖瞞的辦法，把價值約500萬美元的貴重物品一直拖到上海解放，最終回到人民的懷抱。他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以出差為名，暗地里找湯元炳借了60兩黃金，把7萬冊圖書秘密運往香港西環招商局倉庫保存起來。1950年又向古耕虞借了3萬港元，將存放在西環招商局倉庫的圖書，秘密轉移到中環永安倉庫，收取了存單妥為保管。1950年10月20日，他把7萬冊藏書的提單交給了上海市公安局。

1981年，進入古稀之年的鄧葆光成為第五屆全國政協特邀委員，他在一次全國政協會議上慷慨陳詞：“我相信中國一定會踏入先進發達的國家之列！中國不會不如朝鮮、日本、美國、英國和新加坡！我們不要自卑！英國發展成現在這個樣子，用了400年，美國用了200年，日本用了150年！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30多年，只要我們開快車，一定會趕上先進國家的先進水平，實現四個現代化！我相信，照現行政策發展下去，經濟翻兩番毫無問題！”

（作者系第十屆湖北省紅安縣政協委員、紅安革命紀念地管理中心紅色文化宣傳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