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8月15日，我在津浦路東安徽來安半塔附近的大柳營，那是我們新四軍二師政治部駐地。下午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感覺我們艱苦卓絕的抗戰，終于迎來勝利，于是趕寫標語張貼，又用鐵皮喇叭傳播，連夜慶祝。當時哪有那么多鞭炮？放完了，我們就敲臉盆，和老鄉們把足有3米高的高粱秸扎成把，一把一把放火燒，游行通宵達旦。”在北京阜成門航天大院，新四軍老戰士林佑在接受筆者采訪時，這樣回憶……

英姿颯爽的新四軍女兵。后排左一林佑。

“偷窺”新四軍的“大官們”

林佑原名龔維懿，“林佑”這個名字是她在合肥參加新四軍后取的。

林佑的父親龔積炳舉人出身，于1925年2月被任命為山東省省長。軍閥張宗昌在上任的第二天即給龔積炳送來一筆“搬家費”以“逼宮”，龔積炳被迫交出省長印，寓居天津。1935年因腦溢血病故。

1937年“八一三”淞滬事變爆發后，家鄉安徽宣城告急。母親帶著13歲的林佑和她10歲的弟弟回到合肥投奔四叔龔意農（離休前為安徽省政協副主席）。

合肥這時也頻遭敵機轟炸，于是林佑隨四叔、姑媽等到四嬸哥哥所在的陳家圩子避難。1938年5月14日合肥淪陷，陳家圩子被路過的日本兵縱火燒毀，幸虧他們事先已逃到鄰近的四嬸妹妹家褚老圩子，暫時安頓下來。

1939年年初，新四軍四支隊七團借住褚老圩。不久，四支隊司令部又移駐褚老圩。在家鄉已遭淪陷，新四軍挺進敵后的形勢下，48歲的圩主褚峻齋毀家紓難，以房屋田地糧食支持新四軍抗日，他自己也于同年參加新四軍。

褚老圩四面環水，南北有閘門吊橋，圩內有房屋五進100多間，圩外有300棵粗壯的橡樹環抱，環境好、封閉性強，難攻易守，是理想的軍事堡壘。

有文化的林佑在這里很引人注目。白天，她跟著龔夕濤（前國民黨抗日將領孫立人的元配夫人，龔積炳、龔意農之妹）參加“婦抗會”活動，晚上就和她睡在一張床上。龔夕濤任“婦抗會”理事長，林佑則當了區抗日動委會的婦女部長。

在褚老圩，林佑認識了四支隊政治部宣傳股長耿青，不過當時她對他并沒有什么特別深的印象，她還在褚老圩見過新四軍軍長葉挺、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她常隔著格子門“偷窺”那些新四軍“大官們”的一舉一動。

“經常一天只吃一頓飯”

1939年11月，新四軍四支隊戰地服務團撤離褚老圩，向定遠方向開辟根據地。林佑此時已經參加新四軍，并于1940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夏任四支隊文化教員訓練大隊排長。

“皖南事變”后，17歲的林佑擔任新四軍二師四旅政治部少年先鋒隊隊長，旋兼政治指導員。她帶的是一批小通信兵、勤務兵、號兵，年齡均在13歲至15歲之間，他們活潑可愛，團隊精神強，平時上政治課、文化課，參加軍訓，還承擔為全旅文藝演出的任務，快板、活報劇和大刀舞等受到官兵們的歡迎。

敵人來了，他們也要參戰，林佑曾多次遇襲，均在大部隊的增援和支持下化險為夷。有一次，她和小戰士們在敵人追兵迫近之時，硬是一個個跳到水里，揪著馬尾巴嗆著馬糞水過河，化險為夷。林佑對筆者說：“我們經常一天只吃一頓飯，發霉的山芋干、生蟲的黃豆、有干驢屎的豆餅。我和幾個戰友患痢疾時，冷得發抖，熱心的老鄉把稻草簾子蓋在我們身上取暖，并找來野草說是偏方給我們治病。我們每人的棉被只有12兩（每斤16兩）棉花，棉褲小腿以下的夾層是空的。洗頭洗衣用稻草灰淋泡的堿黃水，居然也好用。我們有崇高的信念支撐，戰勝了難以想象的困難和危險。”

艱苦惡劣的環境下，林佑的文藝天賦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四旅和二師抗敵劇團里，她在《農村曲》《黃河大合唱》和蘇聯移植劇目《前線》中，成功地飾演了多種角色。

“抗戰不勝利不結婚”

1946年的早春二月，林佑參加了于江蘇淮陰縣城召開的華中區工、青、婦代表大會，會后得到通知，根據當時“二六八團”（26歲、入伍8年、團級）可以成家的規定，組織上批準她和符合條件的耿青同志結婚。

耿青是著名記者羊棗的兒子。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后，羊棗在張勁夫主持的上海救國會青年訓練班兼課，16歲的兒子耿青則是訓練班的學員。11月，上海的許多地段已被日本侵略軍分割包圍，形成租界“孤島”。耿青身藏父親寫給錢俊瑞的信，獨自乘船從上海到武漢，找到漢口大石洋行八路軍辦事處，與時任中共中央華中局文委書記的錢俊瑞接上了頭。錢俊瑞把他帶到湖北黃安七星坪，介紹他參加新四軍第四支隊。翌年，經七星坪干部訓練班總隊長聶鶴亭介紹，耿青加入中國共產黨。

四支隊東進到皖中，耿青和林佑邂逅于青龍廠褚老圩。1943年，已并肩戰斗4年的耿青、林佑宣布訂婚，并表示：“抗戰不勝利不結婚。”

1946年4月的一天，林佑到山東臨沂新四軍軍部轉黨組織關系，準備赴東北與耿青重逢。她在看望原二師老領導羅炳輝時，恰遇新四軍軍長陳毅。陳毅在獲悉林佑與耿青的關系后，沉痛地告訴她，耿青的父親已于年初在杭州遇害。

過了半月，她們一行結伴坐海船到東北局報到。陶鑄當即安排林佑和騎兵團政委耿青見面。他打趣地說：“耿青你看誰來了？好啦，你們在這里好好共同戰斗吧！”

隨后，耿青、林佑舉行了簡樸的婚禮。

“我國導彈工業的杰出組織者”

1949年1月天津解放，林佑任市衛生局軍代表助理，后分配到天津和廣州的市委組織部工作。1952年，他們夫婦參加了抗美援朝。1959年，耿青奉調國防部五院（即后來的七機部、航天部），出任院黨委常委、科技部部長，成為院長錢學森的助手。

為了盡快適應新形勢和新任務的需要，耿青刻苦鉆研科學技術，實現了從政工干部向科技行家的轉變。他參與組織了中國第一枚導彈的研制，并受命負責現場發射任務。1960年耿青大校陪同聶榮臻、張愛萍、張勁夫等領導現場觀看了“中華第一箭”從點火到上天、到彈頭分離、到準確命中目標的全過程。

耿青隱姓埋名20多年，1983年4月病逝前還在病榻上完成了《羊棗政治軍事評論選集》的初編工作。中央和有關部門領導沉痛悼念這位“我國導彈工業的杰出組織者”（張勁夫語），錢學森贊譽耿青“對我國導彈航天事業的創建與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

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林佑參加北京中國科技大學的籌建工作，任黨委委員兼無線電電子學系（05系）系總支書記、副主任（系主任先后為顧德歡和馬大猷），為建校初期的科大盡心竭力。1962年她調入輕工部工藝美術局，干一行愛一行，又很快進入內行的角色，好幾項研究課題頻出成果。采訪結束時，林佑把航天工業的“軍功章”——長征火箭模型送給筆者留念。

（作者系安徽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合肥市政協原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