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志雄身處草業研發中心改良后的草地。（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杜志雄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黨委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農村發展學會副會長、中國生態經濟學學會理事長。

那同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

1981年8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安徽銅陵的稻田里，暑氣蒸騰。18歲的杜志雄正腳踩水稻脫粒機搶收早稻。

“有多熱呢？腳下的水田被烈日曬得咕嘟冒泡，因腳氣潰爛的皮膚浸在泥水中，碰到稻茬子便是鉆心地疼。”

正忙著，家人從遠處跑來，聲音穿過田埂：“考上大學了！”

即使44年過去，杜志雄依然清晰地記得這個瞬間：他揚手扔掉手里的稻草，猛地仰頭望向當空烈日，晃得他一陣眩暈。脫粒機兀自嗡嗡空轉，卻蓋不過他擂鼓般的心跳。

而嘩啦一聲散落在泥水中的稻草，成了他戛然而止的農民生涯的最后記憶。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專業的高考錄取通知書改變了杜志雄的身份。然而，此后的40余年，他與土地的連接，卻從未真正切斷。

憂土：植根田野的問學者

離開土地之前，杜志雄回頭望了一眼。

泛著粼粼波光的稻田，縱橫交錯的溝渠，丘陵間零星散布著的蓄水塘，和那浸潤著他汗水與童真的年少時，都在綠皮火車的窗外漸次后退。

上世紀80年代的皖南鄉野，高考，對于農村學子來說，猶如“跳龍門”。

幫助杜志雄填報志愿的高中老師說，農業經濟專業對于他這個“農村娃”來說，是最合適的專業。杜志雄不太懂老師話語的深意，他對大學專業的了解還停留在“數理化”的層面。但作為農民的兒子，他知道，當下農業正轉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被壓抑的創造力和生產熱情亟待釋放。這意味著，土地關系即將迎來劇變，而一場更加深刻的社會變革正在到來。

當他如饑似渴地學習時，才讀懂了老師的深意：農業經濟學，是讀懂土地的一把鑰匙。這門學科所研究的，是農業生產及與其相聯系的交換、分配和消費等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其中包括農業中生產關系的發展變化，生產力諸要素的合理組織與開發利用的規律及應用等。知識賦予他敏銳的問題意識和深沉的家國情懷，土地在他心中有了全新的維度與感受——不僅僅是溫飽的依靠，更是承載著國計民生的厚重命題。

“傳統農耕時期，土地是生存保障的唯一情感紐帶。”杜志雄剖析著時代的變遷，“如今，土地的部分功能被社會保障體系如新農合、養老保險等消解，但仍承載著養老托底、失業返鄉緩沖等關鍵功能。”

年少時對時代脈搏并不真切的感受，如今已經升華成系統的學術追問：如何釋放土地的生產力？40年深耕，他始終在沃野上躬身求解。

杜志雄又以另一種方式重返土地。

書齋之外，土地才是他真正的課堂。杜志雄篤信實踐的力量，他常說：“只有真正了解農村的現狀，才能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只有深入農村一線，才能真正理解農民，理解他們隨時代變遷不斷變化的需求，理解他們與土地的關系。”因此，他的學術履歷，寫滿了跋涉的足跡。哪怕鬢發染霜，依然步履未歇。前腳剛從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臘縣勐伴鎮河邊村參加鄉村建設與現代化的調研回來，不久后就要奔赴下一個田野。

而這些田野間的成果，落在學術文章、政策建議中，也落在政協的履職平臺上。他先后4次在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專題協商會和對口協商座談會上，分別就高標準農田建設、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健全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以及加快農村土地利用制度改革等問題大聲疾呼。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在農業界別的小組討論中，杜志雄冷靜地投下一枚“石子”：“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顯示，2019年年末全國耕地19.18億畝，比10年前減少了1.13億畝。”

他的態度堅定：“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的根基，貫穿糧食生產、儲運、消費全環節，但核心在于保持綜合生產能力，其中‘量質并重’‘用養結合’保護好耕地更為關鍵。”

數字無言，責任千鈞。這份對土地的深切憂患與守護之責，已更深地鐫刻進杜志雄的生命中。

識農：從泥水中滾出的真知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招生面試中，杜志雄常常聽到面試者自陳：“我生在農村！我有情懷！”

年輕人眼中熟悉的火焰，總能讓杜志雄心頭一熱——12歲的少年，在生產隊掙著微薄工分，親歷過人民公社的“磨洋工”，也在包產到戶的“雙搶”季里，和全家一起在泥水中拼搶豐收。他深知出身農村的研究者的天然優勢，他們有著從田埂里長出的共情，對農民的汗珠砸進泥土時的嘆息更能夠感同身受。

“農活之累、農民生活之艱辛，我體會尤深。”杜志雄沉靜地回憶道，“那種超乎尋常的勞動強度，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也讓我對那個時代的鄉村有了最切膚的認識。”正是基于此，他日后投身研究時，筆下流淌出對鄉村問題的理解，無不深深烙刻著那段歲月的印記。

“這是從任何文獻中都無法復制的學術基因。”杜志雄目光深邃，字字千鈞，“沒有在泥水里滾過，讀不懂中國農民。”

可是，杜志雄同樣警惕感性所帶來的局限。他清楚，苦難本身并不會直接轉化為真知，甚至有時候，過度沉浸于熟悉感反而會模糊認知的焦距，被“見慣不驚”遮住了對深層矛盾的挖掘和理解。

于是，杜志雄會再次溫和地追問：“能提出什么研究問題？”

從見證苦難到解構苦難，才是杜志雄所期待的跨越。而這條學術路徑的轉折點，就在于能否穿透現象觸及本質。

因此，杜志雄始終強調，研究者必須扎根具體的“人”。他喜歡讀史，從刀耕火種到精耕細作，再到現代智能，人類社會的每一次躍進，無不是“人”在時間長河中奮進的故事。

“農民，是鄉村的居住者、生產者、建設者與維護者，是鄉村振興毋庸置疑的主體。”杜志雄隨即話鋒一轉，“但在具體政策實施中，許多地方的農民主體作用，并沒有真正得到充分的發揮。”

這涉及政策文本的微妙差異，“涉及權利的賦予、處置與調整的，更強調農民的主體性；涉及利益增進、改善與調整的，則強調的是農民的參與性；既涉及權利，也涉及利益的，則同時強調農民的主體性和參與性。”

癥結也隨之浮出水面：文本賦予的“主體地位”，是否真正點燃了農民內心的“主體意識”？杜志雄認為，唯有更完善的頂層設計、更具體的操作方法、更先進的發展理念，才能夠保障農民的主體性，讓農民成為鄉村振興的主體。

對農民的深切關懷，最終凝結成他學術研究的核心指向——“要千方百計推動農民增收”。

“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和加速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鍵時期，研究拓寬農民增收渠道、促進農民收入增長具有重大現實意義。”杜志雄說。他又回歸到農業現代化的內核——將人類最先進的農業技術成果，系統性地注入農業生產體系，從而在既定的、有限的資源稟賦約束下，不斷拓展農業生產的“可能性邊界”，從而實現產量的持續增長和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根本性躍升。“這正是農民增收最深厚的源泉。”他目光灼灼。

杜志雄喜歡畫思維導圖，復雜問題必條分縷析，靶向施策。它們共同的指向，只有一個：讓農民的腰包實實在在鼓起來，笑容真真切切揚起來，讓“受益”二字，沉甸甸地落在這片他們世代耕耘、也將托舉未來的最堅實土地上。

逐夢：歸鄉路上的振興圖景

如今，每當杜志雄踏上皖南故土，眼前的巨變總讓他心潮難平：寬闊筆直的村村通佇立兩旁，成片平整的農田向遠處蔓延，望不到邊；阡陌道路、硬化溝渠縱橫交錯……

這曾遙不可及的圖景，如今躍然眼前，自豪悄然爬上他的眉梢。

“但絕不止于此！”他興奮地描繪著鄉村發展的廣闊前景。他反復提及的，就是浙江湖州的“溇”文化。當古運河畔的舊村落變成活態博物館，村民在戲臺上演繹百年前的糾紛調解場景，城里人驅車來體驗“矛盾化解劇場”時，他看到的不是文旅噱頭，而是逆城鎮化的密碼。

“全國已有超1200萬返鄉入鄉創業者。”脫口而出的數據背后，凝結著他對“鄉愁”的深刻理解。“鄉村發展非農產業的條件從未如此優越——人口結構劇變，城市新移民對故土的眷戀，為沉睡的鄉村文化注入活水；綠水青山的生態稟賦，讓農旅融合生機勃發。鄉村，是傳統生活的‘活化石’，激活它們，就是激活中華文明的基因庫。”

人才始終是杜志雄心頭最重的那塊石頭。“過去憂心‘人往何處去’，如今焦慮‘人從何處來’，更緊迫的是‘人來了，如何扎下根、干出彩’！”緊迫感穿透字句。

“文化、藝術、生態……鄉村的寶藏太多了！”談起鄉村的潛在價值，杜志雄的語氣充滿深情和篤定，“正是這些看不見的‘財富’，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新農人’。”他堅信，只要不斷發掘這些價值，鄉村就能成為各類人才創新創業的熱土，“這里，一樣是海闊天空！”

杜志雄強調，不要讓培養人才的政策僅僅停留在紙面上，要扎實落地。這樣才能真正地給予鄉村人才更多的尊重，體面地參與到這個鄉村振興的過程當中來，發揮他們在鄉村振興中的關鍵作用。

學者的習慣，讓杜志雄的思考擁有邏輯與歷史縱深感。他深知，中國農村資源稟賦各異、發展階段不同、文化傳統多樣，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美麗鄉村“萬能模板”。面對“千村一面”“城市化面孔”等困境，他呼吁精準施策：政府需強化規劃引導，因地制宜編制方案，將環境治理重點、土地利用、產業發展等有機融合，鄉村生產、生活、生態空間格局，確保“一張藍圖繪到底”。

“未來鄉村什么樣？”面對這個問題，杜志雄沒有描繪虛幻的藍圖，而是目光炯炯地給出一個樸素卻極具顛覆性的答案：“要讓種地，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

每次調研結束，杜志雄都會習慣性地在田邊走一走。他緩緩彎下腰，動作卻無比自然，像40年前在銅陵的稻田里那樣，靠近溫潤的土地。

水聲汩汩，如大地均勻的呼吸。

那一刻，他不再是學者，只是一個歸來的赤子，在傾聽土地最深沉的脈動。（本報記者 王亦凡 張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