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筑工事孤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

《良友》雜志大篇幅報道謝晉元將軍遇刺殉國。

謝晉元團長是一位杰出的抗日英雄，他與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在中國抗戰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當時我以上海公共租界萬國商團華隊隊員的身份，在四行倉庫門口的堡內值勤，后來又擔任謝團長的翻譯，和他共同生活過一段時間，回憶往事，歷歷在目。

戰火下的萬國商團

1937年淞滬會戰是在8月13日凌晨1點鐘左右爆發的。在此前幾小時，8月12日下午4時左右，我從收音機中聽到公共租界萬國商團華隊的通知，要求華隊隊員立即全部武裝，攜帶槍支彈藥，到九江路江西路口禮拜堂，向華隊臨時司令部集合。

上海公共租界萬國商團成立于20世紀20年代，是公共租界工部局領導下的一支武裝隊伍，參加的人起初都是外國僑民。后來工部局設立董事會，經過華董的力爭，在萬國商團之下，成立中華隊，由中國人組成。1932年“一·二八事變”前后，由于事實上的需要，又成立翻譯隊，歸華隊領導。萬國商團除了華隊以外，還有英國隊、美國隊、日本隊、蘇格蘭隊、騎兵隊、運輸隊等等，全由外國僑民組成。無論外國隊和華隊的隊員，一律義務性質，不支薪給。另外，萬國商團還雇用白俄為團丁，那是職業性的，有工資。當時華隊隊員有300多人，其中翻譯隊100多人。

萬國商團司令是英國人馬飛少校，華隊司令是中國人陳時俠（海關高級職員），翻譯隊隊長是王廷魁（南京西路國際照相館老板）。我是翻譯隊隊員，編號為53號。當時我在美商麗安電器公司任會計主任，該公司經理、廠長都是美國人，和其他外國籍成員先后參加萬國商團騎兵隊、運輸隊等。當時參加萬國商團的在職人員可以隨時請假，到隊里去值勤，不扣工資。不論外國隊員或中國隊員，雖然沒有薪金，但值勤時可以享受膳食待遇。

“一·二八事變”時，萬國商團成立翻譯隊，招收隊員，應試資格為懂得外語、能口譯筆譯且有正當職業，并得到所屬單位同意的職員。我就報名投考，錄取后，經過6個月軍事訓練（包括學科及實彈射擊），成為正式隊員。

1937年8月12日下午4時，我向華隊臨時司令部報到后，當晚被派往蘇州河南岸一帶巡邏，下班后睡在司令部待命。8月13日，我被派往愚園路烏魯木齊路口救火會美軍駐地任翻譯做了兩三天。后來華隊派我到浙江北路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工作，又先后被派到凱旋路美軍防地、北火車站英軍防地做譯。自從8月13日日軍突然進犯上海以來，中國軍隊在廣大群眾支持下，英勇對抗，戰斗極為激烈。謝晉元率部駐防在北火車站一帶，堅守陣地達兩個多月之久。當時他是第五軍八十八師二六二旅五二四團代理團長，第五軍軍長為張治中，八十八師師長為孫元良。

10月27日晨，我被派往北火車站附近克倫海路英軍防地做翻譯。在那里的英軍有100多人，隊長約翰士是英國職業軍人。晚11時左右，我在英軍營房里聽見北火車站方向槍聲密集，出去一看，只見北火車站附近的國民黨軍隊正在向西撤退，一個站崗的英軍士兵突然喊：“Japanese army!”（日本兵來了！）原來，10月27日日軍突破大場防線，中國軍隊奉命后撤，謝晉元團擔負掩護退卻的任務。

不久，北火車站被日軍占領。

與日軍隔河對峙

10月28日上午，我回到九江路萬國商團華隊臨時司令部，向司令陳時俠匯報日軍侵占北火車站情況。第二天早晨，陳對我說：“約翰士隊長指定你到西藏路橋北堍碉堡去做翻譯。”我即奉命到達那里。這個堡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建筑的，地點是在公共租界西藏路橋北堍的西側，對面就是華界邊沿的四行倉庫即金城銀行、大陸銀行、鹽業銀行、中南銀行共同投資的四行儲蓄會倉庫。

10月27日深夜，謝晉元團800多人從北站進駐四行倉庫，那時倉庫的西邊和北邊都是中國管理的地界，已被日軍占領，東邊是西藏路，屬于公共租界，南邊是蘇州河，過河即是公共租界，所以四行倉庫事實上成為孤島，與未被日軍占領的華界完全隔絕。倉庫的東南角有一家小煙紙店的樓房，他們在倉庫里挖了一個洞，與小煙紙店相通，并在店面的板門內外堆滿沙包，只在樓上留一窗口沒有堵塞。這個窗口對面就是西藏路橋北堍的碉堡，彼此可以通話，這是當時四行倉庫對外聯絡的唯一出口。

我向英國小隊長報到以后，一面與他閑談，了解昨天（28日）的情況，一面觀看四周環境。小隊長盛贊謝晉元團長率領八百壯士英勇抗擊日軍的事跡。他說：“昨天，日軍曾兩次進攻，企圖趁中國兵尚未站穩以前，一下進占四行倉庫。但中國兵一面堵截敵人，一面上屋投手榴彈和迫擊炮彈，日軍傷亡很多。今天拂曉，有一個中國兵身上裹滿手榴彈，從倉庫頂上突然而下，躍入日兵叢中，只聽轟然一聲，這位勇敢的中國兵為保衛祖國與敵人同歸于盡。”

幾個英國兵也說：“昨天下午，中國人用卡車裝了慰勞品，沿蘇州河北岸，開到西藏路橋北堍東側，將慰勞品送進煙紙店窗口，給四行倉庫內的中國兵。昨天中國兵還在四行倉庫頂上升起了中國國旗。蘇州河南岸和西藏路橋北堍以東公共租界內成千上萬的中國群眾，見到國旗升起，熱烈歡呼，掌聲雷動。

10月30日，萬國商團華隊沒有派人來調班，我仍留在碉堡里值勤。這天，日軍繼續進攻四行倉庫，但倉庫的墻壁厚，工事好，加八百壯士奮勇對抗，日軍沒有得逞。下午3時，發現蘇州河里有兩艘汽艇，向西藏路橋駛來，船上懸掛日本國旗，載著全副武裝的日本兵汽艇穿過浙江路橋、臨近西藏路橋東側時，原來停泊在那里的中國小木船上的船民知道敵軍是去進攻四行倉庫的，出于愛國熱忱，不約而同地把小木船從四面八方集中起來，堵塞了河面，使日本汽艇無法前進。

這時，四行倉庫里的戰士，從小煙紙店樓上的窗口里喊我，叫我告訴英軍，不讓日本汽艇開過來，如果汽艇駛到西藏路橋，八百壯士就要用機關槍掃射，不管什么租界不租界，后果應由英軍負責。我把這些話告訴了小隊長，小隊長立即離開碉堡到中國銀行倉庫隊部去請示。后來，日艇先后退去，中日雙方都未開槍。

四行倉庫保衛戰

30日下午4時，我同英兵一起，從碉堡出發，沿西藏路往北巡邏，到達開封路口，又掉頭回來。在開封路上，我見到有幾十個日軍，正在布置大炮和重機槍，槍炮口都對準四行倉庫后面。回來后，我把日軍部署情況寫了一張小紙條，丟入煙紙店樓上窗口，叫八百壯士早作準備。

30日下午5時許，英軍小隊長對我說：“請你告訴八百壯士，我們英軍要撤退了。”我問：“為什么？”他說：“下午7時，日軍要開始總攻。”我把此事告訴煙紙店樓上的孤軍。大約隔了10分鐘，孤軍又叫我，要我告訴英軍：“如果英軍撤退，那么不管碉堡鐵門上鎖不上鎖，中國軍隊就要占領碉堡。他們什么時候走，我們就什么時候占領，要英軍立即以行動來答復。”

下午6時半左右，小隊長留兩個英兵在碉堡內，他自己和其余英兵包括我在內，一起向東撤退到西藏路東側中國銀行倉庫。這個倉庫與四行倉庫東西相峙，但它的位置屬于公共租界。

我們撤至中國銀行倉庫，小隊長對我說：“今晚沒有事了，我們休息吧！”我即和小隊長和衣躺在行軍床上。但我想外面戰事這樣緊張，小隊長卻叫我休息，其中一定有什么花樣，便假裝睡著。

沒有幾分鐘，他躡手躡腳地走出去，我也跟著出去。剛出中國銀行倉庫門，我被小隊長看見了，他對我說：“外面危險，你不要出去，留在里面。”我即退入門內，窺看路上的動靜。原來中國銀行倉庫在西藏路上有兩扇大鐵門，這時小隊長把一扇鐵門打開。我很詫異，不知道為什么要這樣做，后來才了解是執行上級命令，掩護四行倉庫孤軍撤退。

中國銀行倉庫沿西藏路的圍墻上，有英軍駐守，僑堍的路面上鋪了一面英國旗，表示這是公共租界。下午6點多鐘，天黑下來，原來留在碉堡里的兩個英國兵也撤入中國銀行倉庫。到了晚上7時，突然槍聲大作，日軍又向四行倉庫進攻，孤軍頑強應戰，我聽到一個個手榴彈在日軍陣地上爆炸，心中有說不出的興奮和喜悅。接著，日軍用探照燈照亮了四行倉庫的東南角，連英軍原來駐守的碉堡也被照得清清楚楚。

經過半個多小時的激戰，探照燈突然熄滅，路上一片漆黑（后來聽孤軍楊排長說，是他用機關槍把日軍探照燈打掉的）。探照燈被打掉后，八百壯士開始撤退。他們把煙紙店門口的工事拆掉，然后一個個從店內柜臺上跳出，穿過西藏路街心，幾步就躍入對街的中國銀行倉庫。

第一個沖出的是楊瑞符營長，其余壯士陸續撤出，最后退出的是謝晉元團長。由于天黑，又有中國銀行倉庫大鐵門的掩護，我沒有聽見在撤退過程中、有什么大的傷亡。

在孤軍營的日子

孤軍全部撤入中國銀行倉庫，已是后半夜，即10月31日0時左右。這時，謝晉元團長和八百壯士被迫把武器交給英軍，英國兵陪謝晉元團長進入倉庫底層的辦公室，即我和英軍小隊長原來睡覺的地方。當時在場的有謝晉元團長、萬國商團司令馬飛少校，還有兩個英軍和我。謝團長面容憔悴，滿眼紅絲，流著眼淚，悲憤之情，溢于言表，但精神很好。他和馬飛少校談話時，由我任翻譯。謝團長在談話中，有時泣不成聲，于是大家只好默然相對。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謝晉元團長。不久，天蒙蒙亮了，馬飛少校對我說：“請你告訴謝團長，我們調一個地方，讓他好好休息。”于是謝團長、馬飛少校和我三人坐小轎車到北蘇州路河濱大廈三樓的一個房間里。

早晨8點時許，我們三人又坐小轎車到跑馬廳（現在黃陂路口上海圖書館后面的樓房）二樓休息。上午10時，當轎車出門前往營地時，門前門后，街上墻上，甚至屋頂上都站滿密密層層的人群，大家熱烈鼓掌，高聲歡呼：“抗戰英雄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由于人群擁擠，車子幾乎開不出去，只得緩緩前進。謝團長一面流淚不止，一面對人群不斷舉手行禮，我和馬飛少校也跟著行軍禮。

營房在滬西新嘉坡路40號對面的一塊空地上，面積有數十畝，附近就是膠州公園。這塊空地坎坷不平，垃圾滿地，搭有大小帳篷，大帳篷搭在四周，小帳篷搭在中間。空地四周圍以鐵絲網，大門口由萬國商團白俄團丁守衛，有時還在鐵絲網四周內外巡邏，我們到時，八百壯士已先到達，住在大帳篷里。謝團長和八百壯士都只許在鐵絲網內活動，我因是萬國商團華隊隊員，可以自由出入。這個地方實際上就是俘虜營，不過我們中國人則尊稱它為“孤軍營”。

小帳篷內分內外兩間，面積約五六十平方米。謝團長睡在內間，外間作會客之用，晚上是我的睡室，八百壯士一進孤軍營，中外記者就跟蹤而來，進行采訪。萬國商團華隊司令陳時俠和其他官員數人也來了。當天下午，謝團長接待新聞記者，由陳時俠任翻譯，我和萬國商團華隊幾個隊員去做慰勞品的接收、登記工作。中國人是多么熱愛祖國啊！天天有慰勞品送來，有的用卡車運，有的用黃魚車拉。吃的、穿的、用的，應有盡有，單毯子一項，就有成百上千條。藥品也送來不少，謝團長指定一個軍醫負責管理。謝團長對來訪群眾，都一一接見。

遷入孤軍營后，頭緒紛紜，百廢待興。空地上盡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既無廁所，又無燒飯場所。于是謝團長動員戰士進行整司，挖一排土坑，坑上加塊木板，作為廁所。帳篷外面搭上竹涂層泥土，作為墻壁。經過一兩個星期的緊張勞動，營房比進來時像樣得多。不久，接到南京國民黨政府來電，晉升謝晉元為少將團長。

11月中旬，孤軍營整理就緒。謝團長因患有嚴重胃病，經公共租界工部局同意，住宏恩醫院（即現在華東醫院）休養，要我住進醫院作陪。他占用病室兩間，里間為臥室，外間作會客用，病室門口有萬國商團白俄團丁守衛，實際上還是監視。在住院期間，他親手書寫中堂一幅贈我，文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還書對聯一副，上聯為“養天地正氣”，下聯為“法古今完人”。在與謝團長閑談中，我知道了他的身世：廣東蕉嶺縣人，生于1904年，比我大4歲。他出身貧苦家庭，1924年進黃埔軍校第四期，1926年畢業，以后歷任國民革命軍連長、營長、團副等職。

大約過了半個月，謝團長和我從醫院回到孤軍營。這時萬國商團華隊認為我能主動給孤軍服務，升我為翻譯隊副班長，并通令全華隊記大功一次。

英雄的隕落

謝團長守四行倉庫時，全團號稱八百壯士，到孤軍營時，只有400多人（這個數字是聽謝團長講的）。人數減少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國民黨軍隊一般都有空額，二是在堅守四行倉庫的四天戰斗中，不免有傷亡和掉隊。于是謝團長將人員重新編組，編制仍為營、連、排、班，團設團部，營設營部，連設連部，仍由原來的骨干統率。

謝團長極為好學，每天早晨打太極拳后，即看書看報，對古書尤為喜愛，并練習寫大字。他也督促部屬讀書識字，每周必對全體官兵作一次精神講話。在孤軍營中，官兵們仍舊過著軍隊生活，每天早晨4時半起床，整理內務，接著為早操、上課、操練，下午為操練和自由活動，有的唱歌，有的打球，每星期還放映電影一次。謝團長還有一匹馬，給官兵們作為練習騎馬之用。謝治軍極嚴，在孤軍營中照樣責成官兵輪流站崗，毫不松懈，官兵們偶有違背，輒加嚴厲斥責，聽說有時還會有一些體罰。我曾規勸過他，說現在處境不好，對官兵不能太嚴，否則可能有變。謝說：“是啊！目前我們是在帝國主義魔掌下過生活，但如果對部隊不嚴，不培養他們的愛國思想，他們中間可能有人會喪失愛國立場。”

出入制度也有規定，凡是外界有人來參觀、訪問，先要通過守門的萬國商團白俄團丁（警衛室），填寫登記表，注明姓名、單位等等，然后由白俄團丁將登記表交給孤軍崗哨，轉向謝團長通示，能接見的就接見，不能接見的就不接見。來訪者參觀時，必有白俄團丁和孤軍戰士陪同，不得自由行動。有時有外國人來訪時，由我做翻譯。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所謂“精神升旗”的儀式。中國軍隊在每天早操之前，必須升旗，這是一個極為普通的禮節。但是在孤軍營里，既無國旗，又無軍號，甚至連旗桿也沒有一根。于是每天早晨，舉行“精神升旗”，由謝團長帶頭，向空中行敬禮，好像真的在升旗一樣。

12月中旬，因為美商麗安電器公司恢復營業，我不得不回去工作。這一個半月的孤軍營生活，時間雖不長，但它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泯滅的印象。我舍不得謝晉元團長，舍不得八百壯士，每星期必定去探望一兩次。

1941年4月25日，我在報上看到謝晉元團長遇刺消息，大吃一驚，趕忙跑到孤軍營去，見到了營副上官志標。這時靈堂已經布置好，遺體也已化妝，身著軍衣，頭戴軍帽。公共租界華董何德奎與陳時俠及華隊其他官員數人，都已到場。

喪事由上官志標主持，他向我們幾個人敘述了謝晉元團長被刺的經過，24日早晨5點鐘早操時，有士兵郝鼎誠等四人遲到。謝團長責問他們為什么遲到？這四個士兵早已對謝有所不滿。拿起地上的洋鎬向謝的后腦猛砍，謝當即倒地，頭部和胸部都有重傷。雖然馬上叫軍醫包扎，并打電話給工部局，轉請營外醫生來救治，但因流血過多，遇刺后一個多小時，便停止呼吸，全體官兵痛哭失聲。郝鼎誠等四個兇手，當場被擒，得到了應有的下場。報載兇手是用匕首刺殺謝的，這不符事實，因孤軍的武器，包括匕首在內（菜刀例外）都已全部繳出。

第二天，舉行大殮，蓋棺后舉行出殯儀式，送葬的愛國群眾有六七萬人。我跟在棺材后邊，接著是數不盡的人群，蜿蜒達數里之長。這位全國人民所敬仰的抗日英雄，只有37歲就離開了他熱愛的祖國。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后，日軍侵入上海租界，聽說孤軍營就解散了，萬國商團也無形中解散。

（本文摘自《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32輯，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輯所加）